中国共产党执政七十年党建经验再思考

王长江

2019-09-18 07:24:38　来源：《党政研究》2019年第4期

　五、腐败治理

　　在党的建设遇到的诸多问题中，没有哪一个问题比腐败与权力的联系更加密切了。权力失去约束，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而权力滥用达到最极端状态，便是腐败。

　　不过，我们党对腐败与权力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显然也经历了一个不断的深化过程。实事求是地说，在执政之初，尽管很快遇到了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事件，我们并没有把问题与权力联系起来。按照当时流行的理论逻辑，权力有强烈的阶级性，只有掌握在剥削阶级手中的权力才会腐败。由此推理，如果党掌握的权力也出现了某种腐败现象，那一定是个别的、非典型的，一定是掌权者个人受到了剥削阶级思想的腐蚀，发生变质。所以，在整个计划经济时代，直到改革开放最初十年，中央正式文件中都没有“腐败”和类似的提法。即便后来出现了“消极腐败现象”的概念，腐败与权力之间似乎也没有必然的关联。消除腐败的方法，很自然地被归结到了干部个人的思想改造、理论武装、党性修养上。显然，在这样的认识误区里，对腐败现象的清除和打击，都缺乏足够的力度。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腐败现象也迅速蔓延。在实践中，腐败现象滋生和发展的曲线是与权力可以支配的资源相联系的。在计划经济年代，虽然对权力几乎未设边界，但经济落后使权力能够支配的资源有限，加上计划体制已将这些资源事无巨细地统管起来，腐败缺乏发展空间，至多只是掌权者拥有一些特权而已。到了市场经济阶段，情况就不一样了。虽然总体说来权力的边界在收缩，但市场经济带来的物质财富极大增长不仅使得权力可支配的资源大大增加，而且也为权力与利益的交易提供了平台，这是计划经济时期所没有的。于是，消极腐败现象逐渐严重起来。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上个世纪80 年代实行双轨制时期消极腐败现象会如此泛滥、如此猖獗。后来的情况也同样：每当我们需要加强权力的介入而又对权钱交易的空间缺乏限制的时候，都会出现腐败现象的密集爆发。

　　尽管腐败现象随着改革深入而不断花样翻新，复杂程度也越来越高，但腐败对党的执政合法性的损害始终同样严重，人们的感受日益深切。这促使我们对腐败现象的危害和反腐败斗争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化。早在80年代，我们党就明确强调，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内外日益认识到腐败现象与权力使用密不可分，逐渐形成了腐败本质上是权力缺乏约束、是权力滥用的普遍共识。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大正式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强调“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这表明，我们已经在用现代政治理念看待权力和腐败的关系。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的重要观念，并对反腐败斗争从制度体系上进行了更为全面、深入的设计。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即为其中之一。不过，党的十八大以来最突出、最得人们关注的，还是拿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决心，把惩治腐败和消除腐败现象落到实处，并有了建立从不敢腐到不能腐再到不想腐的机制的明确目标。从十八大、十九大到今天，反腐败所具有的空前强度为人们所公认。党毫不动摇地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理念，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没有例外。如今，反腐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并持续强化这一高压态势的制度保证。其中，加强纪委在反腐败中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巡视的作用，都是靠制度取得反腐败实效的决定性环节。这些年来，通过对腐败强力、持续的打击，腐败现象难以遏制的状况终于得到改变。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此做出的评价是准确、中肯的：“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2018 年1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这些年的反腐败斗争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党的十九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

　　尽管如此，未来反腐败体系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仍不可小觑。这不仅是指一般意义上，腐败与反腐败还会借助日益精细的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进行此消彼长、“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博弈，而且还指，由于历史欠账，大量与此相关的基础性制度建设也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例如，权力只有透明运行，才能有更多主体参与监督。仅从阳光政府和领导干部财产公示方面已经迈出的步伐，就知道我们仍然有不小的距离。又如，只有坚定不移地推动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科学化，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用人腐败和权力任性。在实践中我们看到，一段时间里盛行的干部以票取人、唯票取人的现象克服了，却又出现了一把手权力过大、个人说了算的现象，与此相联系的攀附、人身依附等不正常的政治生态有所发展。再如，在监督方面，这些年监督体制健全起来，监督机构独立办事大大提高了监督的有效性，但同时也不难发现存在某种不平衡的状况：我们主要依靠的是党内监督和自上而下的监督，党外监督、自下而上的监督仍明显偏弱。这些基本方面的不足，表明反腐败和权力约束机制的基础设施仍不完善。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紧迫感。

结语

　　从党的建设与公权力交互作用的角度考察执政党建设，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结论：

　　第一，执政之后，权力会给党带来全面而重大的影响，甚至存在使党发生异变的危险。这种影响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对此，执政党必须始终予以高度重视和警惕，并始终把降低这种危险作为党的建设的重点。

　　第二，共产党执政的一个最基本职责是在运用权力的同时约束权力，二者不可偏废。执政党要确立权力必须受到约束的理念，必须明确，党的建设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展开，也意味着要围绕这一根本职责来展开。

　　第三，在党单独执政条件下，约束权力就是约束党自己，这是除共产党之外的其他国家和政党所没有的一个崭新课题，也是几乎所有这些政党都没有解决的课题。这个课题一旦解决，必定成为我们对于人类政治文明的最杰出贡献之一。

　　第四，约束自己的权力是一场艰巨、痛苦的自我革命，既需要高超的把控水平和能力，更需要转变观念，拿出决心和勇气，不断解放思想，摆脱既得利益的束缚。简言之，它是执政党的自我超越。保证今后继续长期执政，在此一举。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深圳发展与创新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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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苇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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