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了部署，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党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信心和决心、思路和布局。在我看来，这次全会还有一个更加深远的作用，那就是以法治体系建构撬动了文化和价值观的深层变革，从而为中国走向现代法治国家奠定了基石。

　　依法治国的成功关键在于有相应的文化价值观为基础。有无完备的法律只是依法治国的前提，不能决定在社会治理中真正做到依法治国。古代中国社会法律体系相对于同时代的其它国家和地区，不能不说在内容上是比较丰富的，甚至在某些领域还是很细致的，但是我们从来不会认为古代中国是个法治国家。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缺乏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文化，比如我们更多的重视司法结果、忽视了司法程序；重视舆情、道德等人情方面的省察，忽视对于法律条文的精细考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走向了法治社会，不仅仅在于我们制定颁布了很多的法律，形成了系统的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法治文化建设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十八届四中全会特别强调依法治国，也不主要是我们的法律体系没有初步形成，而与执法的效果还不尽如人意有关。而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原因在于法治文化意识不足。就法治文化而言，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在以下几个方面有重要意义：

　　一是对宪法的遵从、敬畏是核心价值观的体现。《决定》突出宪法在依法治国中的意义，明确了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誓制度，这些规定确定了依法治国首先就是依宪治国。对于宪法的遵从和敬畏，与我国公民价值观的基本要求，比如对于国家、社会的责任感，追求自由、平等、幸福的权利等，都是相符合的、相一致的。这种价值观就内在地涵养了我们的法治文化，使得我们对于宪法的尊重成为可能和必要。如果没有基于对于国家、社会、个人权利和义务尊崇的价值文化，那么依宪治国也只能成为一句空话。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后期，独立后的拉美国家制定过180部宪法，多数在1850年前制定。拉美国家宪法如此频繁地变动，其原因何在？政局不稳是其表面原因，整个社会公民缺乏与宪法精神一致的价值观是内在原因。我国公民价值观从根本上看与宪法精神一致，没有这个前提，依法治国不可能成为现实。

　　二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前提。任何法治国家的实现都必须要有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没有这个社会环境为前提，任何美妙先进的法律都会成为一纸空文。拉美国家在独立后的150年时间里，共发生不下550次军事政变，墨西哥在19世纪不到100年的时间出现过72个执政者，其中60个靠暴力上台。玻利维亚在1825—1952年发生过179次政变。非洲从1960—1980年代，共发生过241次政变，70次成功。这些国家在那个时候怎么可能实现法治社会？在中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了党作为领导核心，全国一盘散沙、四分五裂，谁来执行法律？谁能保证司法实践的预期效果？

　　三是法律的具体内容和实施一定要考虑到具体的国情、民意，一定要考虑到特定时空社会群体的价值观状况。我们承认，在建构现代法律治理体系中，西方国家比我们走得早、具体的司法理论和司法实践比我们成熟，我们必须要认真借鉴、虚心学习，但是绝不能照抄照搬。我们需要用先进的法律理念、手段来提前引导社会前进，但是社会成员多数不能接受和在司法实践中无法贯彻或者司法实践的成本过于昂贵的内容，我们就不能轻易地全面展开，而需要审慎地实施。

　　四是我们的法治坚持人民利益至上。人民利益至上，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的法律不能为了满足少数人的利益，不能曲高和寡，不能搞法律精英主义。无论在西方是多么人道的、合理的法律，如果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那么就不能贸然实施。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