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熙玉：一般认为“制衡（check and balance）”是民主政治的核心。不知这一原理在中国政治当中是如何体现的？

　　张维为：中国自己政治传统中权利制衡的历史就源远流长。从泛义的制衡看，孔子2500年前就说过，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就是中国人的“契约论”，政府失去民心，百姓可以揭竿而起，这比卢梭的“契约论”早两千多年，对统治者是一种巨大的制衡。从我们现在的政治制度安排来看，我们有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和制衡，有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督和制衡，中共中央政治局实行的是集体领导，这也是一种制衡，重要的决定需要投票，总书记也只有一票。像小布什那样一旦当选就可以随意地发动两场不明智的战争，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是难以想象的。这两场战争给美国，给阿富汗，给伊拉克带来的都是灾难。中国政治体制还包括了新型的民主集中制。一个现代政治制度不仅要能够制衡，还要能够形成共识做大事。制衡是保底的，是防止出现最坏的局面，某种意义上是中国人所说的“下下策”，中国制度安排已经有了这样的安排，但我们还有“上上策”的安排，也就是能让优秀的政治家做好事做大事。西方制度这方面很欠缺，美国政体已经成了福山先生所描述的“否决政治”，导致了美国国力的直线下降和美国民众的利益直接损害。中国的制度安排把“上上策”和“下下策”结合起来，这对西方制度是一种超越。

　　李熙玉：在最近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理念。这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历史上可谓首次，在目前这样的时期提出“依法治国”这一主题，不知有何含义？有部分人对其“可持续性”表示怀疑，在您看来习近平主席贯彻这一主张的意志究竟如何？

　　张维为：依法治国是应运而生的，因为中国崛起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经济活动和社会结构已经非常复杂，唯有依法治国，才能真正解决好。这是中国治理体系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过去两年的情况已经表明，习近平是个做事十分认真的人，他提出的要求，他会严格地督促落实。今天的中国是幸运的，我们是政治家在领导国家，不是西方模式下的政客治国，政客治国特点是开空头支票，言行不一也没有关系。政治家治国的特点是有担当，一诺千金。另外，一定要注意，我们讲的依法治国不同于美国的法治，美国的法治几乎演变成了律师治国，结果律师自己成为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社会治理的成本变得异常昂贵，有钱人可以雇佣更好的律师团队，结果是缺乏真正的社会公正。中国探索的法治国家就是要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以确保更多的社会公正和更低的治理成本，这也是我讲的对西方模式的一种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