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辉 漫画

　　今年全国“两会”之后，“僵尸企业”成了社会关注的“大热”词汇。之所以“大热”，大约有三点原因：一是国家直面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毫不讳言地提出“僵尸企业”的矛盾与风险，引发社会关注；二是“僵尸企业”是全球性处置难题，中国政府能否正确应对并取得成功，大家自然拭目以待；三是“僵尸企业”主要集中于国企领域和部分上市公司，与国有企业和资本市场的改革紧密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格外令人瞩目。本文针对“僵尸企业”的主要特点、历史成因、处置策略和未来发展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期为“僵尸企业”的改革和化解贡献智慧。

　　概念：“僵尸企业”的四个基本特征

　　什么是“僵尸企业”？“僵尸企业”的定义有学术性和管理性两个权威版本。学术性定义是由经济学家彼得·科伊提出来的，他认为“僵尸企业”是指那些无望恢复生气，但由于获得放贷者或政府的支持而免于倒闭的负债企业。管理性定义则是由工信部副部长冯飞提出的，他认为所谓“僵尸企业”，是指已停产、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主要靠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维持经营的企业。两个定义的内涵一致，在定量上的表述有一点差异，本文综合两个定义，将其特征表述如下：

　　一是困难性。“僵尸企业”的生产经营遇到了较大困难，或已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受制于市场环境、企业生产条件和产业创新等因素的影响，企业难以具备自我跨越和创新重生的能力。

　　二是长期性。“僵尸企业”的问题不是当前发生和形成的，在出现停产、半停产之前，已有较长时期经营困难，甚至是连年亏损的情况，资产长期大规模减记、流失，部分企业资不抵债。

　　三是风险性。对于困难企业，我国是有《破产法》予以处置的，通过破产保护，为企业提供良好的退出机制，并为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和有效使用创造条件。之所以形成“不破不退”的“僵尸”局面，就在于这些企业背后往往牵涉非常复杂的社会稳定问题、职工权益问题和利益纠纷问题。一旦启动破产退出程序，就会刺破风险，导致短期难以处置和应对的矛盾和结果。

　　四是歧视性。歧视性包括机制性歧视和市场性歧视，机制性歧视是指因为企业功能和所有权差异，导致主要资产持有人和债权人采取了特殊的措施进行管理；市场性歧视是指“僵尸企业”拥有特殊的市场地位，因而获得了重要的垄断性资源，所以无须考虑实际经营状况，仍可保持“不破不退”的局面。比如，部分上市公司因其具备的“壳资源”，就具有这一特点。

　　弄清楚了“僵尸企业”的特征，我们来看看“僵尸企业”的形成。

　　成因：市场机制的不足与成功应对的经验

　　说到“僵尸企业”的形成，从构成层次来看，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市场竞争力不足，导致企业进入停产、半停产状态；二是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调整，使企业陷入困境或失去自我脱困的能力和条件；三是主要资产持有人或债权人给予了宽松的环境，甚至违背理性提供支持。在我国“僵尸企业”的形成过程中，上述三方面因素都有突出的作用和影响。

　　第一，市场竞争力不足。近年来，随着科技创新的不断加快，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一些企业由于缺乏市场竞争的意识和理念，产品和服务比较优势不明显，无法抢占市场先机，继而出现产品无市场、经营无利润，连年亏损、债务堆积的情况。从而被市场“抛弃”，成为“僵尸企业”的主要来源。

　　第二，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些企业一旦陷入困境，由于整体技术含量不高、产品附加值低、人才资源累积不足，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下，无法实现资源合理配置，不能提供社会需要的产品、服务以及劳动者充分就业的机会，难以接入新的社会产业链和价值链，进而持续经营困难。

　　第三，政府或银行的过度保护。面对“僵尸企业”的负累，政府出于政绩和社会稳定的考虑，不愿企业倒闭破产，持续利用财政补贴或动员债权银行支持等手段，寄望于风险在短期内不暴露，不断累积的负债和产出效率的下降，最终导致亏损企业成为“僵尸企业”。

　　因此，在应对和解决“僵尸企业”风险的政策体系安排上，也需要在上述三个领域发力，即增强企业竞争力，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有效处置企业资产和债权。1998年，我国曾以国企改革为重点，有效开展了“僵尸企业”的应对和化解。

　　与当前的经济形势略有不同，上一次“僵尸企业”的形成环境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出口需求陡然下降的影响。随着需求端的压力传递到供给端，暴露了前期企业过度扩张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国企大面积亏损，即1/3明亏、1/3暗亏、1/3盈利，不少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40%；经济体内部出现严重的债务问题，三角债问题严峻、银行坏账率高企；财政压力巨大，甚至出现外债风险。

　　面对“僵尸企业”迅速增加，市场效率持续下滑的压力，我国政府从1998年起断然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和应对举措。主要有：第一，货币政策由“紧”变“中”，要求适度稳健，既提供相对宽松的金融环境，又有效防止信贷失序和物价波动；第二，运用行政手段，推进供给侧改革，清理过剩产能，兼并破产落后企业，下岗分流员工；第三，企业债权转股权，金融政策兜底，由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银行债务，1999-2005年间剥离不良资产总额高达2.58万亿元；第四，增加企业债务与减少企业负担并举，实施积极财政政策，1998年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并配套1000亿元银行贷款，清理整顿乱收费727项，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370多亿元；第五，以房改、税改和汇改为三大支柱，全力推进需求端改革，释放新需求，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空间和动力。

　　从总体效果来看，上述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到2000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的亏损面由39.1%下降至20%左右，劳动生产率水平出现显著提升，国企的竞争力也显著加强。当然，改革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仅1998年和1999年两年，国企就业人数就下降约2200万。在财力紧张、风险巨大的背景下，许多国企职工为改革作出了牺牲。

　　策略：既坚定推进改革又有效承担成本

　　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和艰巨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部署。强调以总需求的适度增长作为改革的前提，坚持创新驱动，使供给体系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动，并提出以“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和补短板”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重点。这一战略部署及政策体系，既有效吸收了我国上一次改革“僵尸企业”的成功经验，又深入学习了当前国际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最新理念和做法，我们有理由相信，尽管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但我们可以以更高的效率、更好的成果和更低的成本完成“僵尸企业”的改革任务，并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目标。具体做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政策措施的结构性调控长处，为“僵尸企业”的化解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撑。根据国务院的部署，今年将大幅度增加政府赤字2.18万亿元，约占GDP的3%.增加的赤字将主要用于补偿企业减税和减负的空间，预计“营改增”、停止部分政府性基金、免征18项政府性收费将为企业和个人减少负担约5000亿元。此外，还安排了规模高达5000亿元的中央基建投资和4000亿元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为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和优化企业改革发展环境提供支持。

　　第二，坚持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国务院要求，2016年的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13%左右，社会融资规模余额增长13%左右，上述增速均为GDP增速的2倍左右。这种货币和融资的扩张速度，可以较好地满足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的投融资需求，保持固定资产投资和资产交易价格的稳中有升，为“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的“僵尸企业”改革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在货币政策的执行中，要统筹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准备金率、再贷款等各类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疏通传导机制，降低融资成本，加强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三农”等的支持。

　　第三，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提高实体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

　　第四，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做好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要继续深化国企改革，明确国有资产的定价机制和原则，拓展国企进行资产处置和管理的灵活性。推动国企特别是中央企业结构调整，推进股权多元化改革，开展落实企业董事会职权、市场化选聘经营者、职业经理人制度、混合所有制、员工持股等试点。加快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赋予地方更多国企改革自主权。

　　第五，适度扩大需求总量，积极调整改革需求结构，深挖国内需求潜力，促进供给需求有效对接、投资消费有机结合、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形成对经济发展稳定而持久的内需支撑。既增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又发挥有效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作用，同时坚持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优化区域发展格局的齐头并进。

　　第六，集中政策资源，着力化解过剩产能和降本增效。在改革环境不断优化、政策体系持续完善的同时，要重点抓好钢铁、煤炭等困难行业去产能，坚持市场倒逼、企业主体、地方组织、中央支持，运用经济、法律、技术、环保、质量、安全等手段，严格控制新增产能，淘汰落后产能，有序退出过剩产能。采取兼并重组、债务重组或破产清算等措施，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

　　在持续推进改革的同时，国家还将加大支出力度，提升保障水平，避免“僵尸企业”的职工单方面承担改革成本，“流血流汗又流泪”。中央财政将安排1000亿元奖补资金，其中2016年500亿元，并根据地方任务完成情况（主要与去产能规模挂钩）、需安置职工人数、地方困难程度等因素，实行梯级奖补，由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统筹用于符合要求的职工安置工作。同时，由省级政府对本地区化解过剩产能负总责，地方政府按照任务量同步安排资金，做好资金保障，中央地方协力作好改革的推进和成本的担当。

　　展望：市场运行高效有序全要素生产率快速提升

　　“僵尸企业”的改革和化解虽然刚刚起步，但国家对整个改革的设计和推进方案已初步形成。在接下来的安排中，我国将对“僵尸企业”加强分类指导，对不符合能耗、环保、质量、安全等标准和长期亏损的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或重组，对持续亏损3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采取资产重组、产权转让、关闭破产等方式予以“出清”，清理处置“僵尸企业”。预计到2017年末实现经营性亏损企业亏损额显著下降，而在“十三五”过半的时候，我国“僵尸企业”的改革将初步告一段落。

　　在“僵尸企业”的各项改革措施不断推进，改革成果不断显现的基础上，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将得到良好保障，价格机制等资源配置的效率将显著提高，潜在金融风险和债务问题将得以化解，企业包括国企在内的资产管理和处置将更加科学有效，职工权益也将得到更加全面的保障。届时，我们将拥有一个更加完善、高效、全面的市场体系，并将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将拥有一个更加现代、科学、紧密、富有创新力和协同效应的产业组织体系和企业集群，全要素生产率将得到全面关注和快速提升。（作者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