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殿利：文化当家
韩雪
2019-06-04 13:17:40 来源：
人民政协报
守成和创新，不一定非要摆在对立面。就如同博与精，不一定是正负极的关系。“也可以博大、精深。”于殿利引申地表达，博与精，源于认识，成于功夫。
一本书合上时，是沉睡的；只有打开，它才醒来。
有一本书，百余年始终打开。这书看起来是“印”字的变体，当中镶嵌了个圆形的“商”字，下有一行“创于1897年”的小字。
商务印书馆的这个徽标辨识度很高，并做成立体式矗立在王府井大街36号的一座灰色小楼之顶。它以拟态的形式，向世人默默宣告并传递着书籍承载的意义：唤醒沉睡的知识和思想，为生命注入新的活力。
书打开方可阅读，人走进才能了解。
单看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名号，很容易将于殿利认定为出版商人。坐下来、阅读他的文字，窥探他的思想，会产生“这是学者”的判断。在看过他惯于引文注释的行文后，又会不断加深“他是历史学者”的印象。
出版人、学者这些不同的角色原本通往了不同的人生路径，于殿利为这些不同找到一个文化的交汇点———“历史和哲学社会科学最终指向人与文化，出版的直接指向就是人与文化”。
无论是自诩的历史“万金油”还是出版“杂家”，这位守候一份百年文化基业的当家人的人生体验，的确因文化的开阔绵展，增添了许多乐趣和意义。
守候经典
工作时间，总经理于殿利的办公室频繁有人进出，多是下属请示事宜、呈送待签批文件据条。坐在沙发上的于殿利，听人陈述时，仰头目视对方，听罢俯首修改签批。
俯仰间，面容上的从容舒展，和头顶的花白稀疏，不断变换出活力和沧桑的交替，不由令人联想到百廿之龄、依然不衰的商务印书馆。
比起火烧圆明园，商务印书馆的被毁，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另一出文明悲剧。
1932年，“一·二八”事变在上海爆发。次日上午，日军飞机轰炸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总厂及编译所、东方图书馆等被炸焚毁。令人最为痛心的是，原名涵芬楼、号称东亚第一的东方图书馆，46万册藏书全部化为灰烬，这当中，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3.5万多册，各地方志2600多种2.5万册，也尽数被毁。
“炸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时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讲出了日军炸毁商务印书馆的原因。
最初由几个排字工人集资开办的一个小小印刷作坊，缘何有这般地位？
编写大、中、小学等各类教科书、编纂《辞源》等大型工具书，译介《天演论》《国富论》等西方学术名著，出版中国现当代文学名作，整理重要古籍，编辑大型系列图书等，放在今天来看，商务印书馆的这些举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在百年前的晚清至民国，这一举一动，都开了当时时代之先河。
新学之前，中国人读的都是古书，像《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的蒙学读物，或是专供科举考试之书，现在的科学知识一概没有。
商务印书馆按照现代学术科学当中的文、史、哲、政、经、法、数、理、化分科编撰新式教科书。冰心回忆，她4岁时开始学习商务印书馆编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高山仰止的存在，需仰视才见。”
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宗旨，体现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式教科书上。中国教育现代化，从此启程。
百廿年，时代更迭，社会巨变，出版的本质从未改变。出版的本质在于图书所传递的知识、知识所承载的思想，以及如何用这些思想去塑造一个个健康的人。
何为经典？对天地、宇宙万物长期的经验和认识积累，帮助人类创造出第一批富有思想和智慧的文字之书。放在当下，就是体现当下最高学术水准、将来能成为反映当下社会文化发展变化之作。
已知天命的于殿利更知晓人性弱点，“通过知识和思想帮助人类克服弱点，让长处发挥到最大程度，正是人类的生存之道。”
聊至兴起时，一直沉在沙发里的于殿利霍地一跃而起，找出谈起的那本书，手指在书中的句段上，兴致很高地诵读。诵读间，敲门声再次响起，他只得停下急切地先应答“进来进来”，又接续着被打断处兀自念下去，待全部念完后，发现那人在等候，又转而去处理那事。
不止“换换脑筋”
回想当年踌躇满志到商务印书馆应聘的经历，于殿利禁不住开怀大乐：“真不知道简历里哪句话能用得上。”
1990年毕业后，本想到图书馆工作的于殿利拐了个弯，联系了商务印书馆。他自己琢磨：既然到出版单位做编辑，有点类似的工作经验也许更好。便特意在简历里写上“担任过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报主编”。不经意间还草草留下了一句：“学过两年拉丁语。”
正是这不经意的后一句，成为于殿利入馆的最大理由。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是商务最为知名的丛书品牌。而在翻译过程中，英文译稿的注释里常常夹杂着希腊文拉丁文，较少有译者看得懂，但商务印书馆又不允许删减注释，就需要译者抄录下来，由编辑再找人翻译。如此，“编辑最好能懂拉丁文”的期许和“学过两年拉丁语”的现实，促使于殿利成为商务印书馆历史编辑室的一名编辑。
而这段外语的学习经历，于殿利又受益于一位大家。
林志纯，笔名日知，中国世界古典文明史学科和研究事业的奠基者。上世纪80年代，林志纯先生看到，很多中国学者由于不懂外国古文字，在研究世界古典文明史只能跟着别人走，看别人翻译的书，如同嚼别人嚼过的馍，如此难成大家。
研究世界上古史，既需要分工的专门研究，又要求具备坚实的古文字功底。林志纯先生多次联合其他专家奔走呼吁，1984年，教育部在东北师范大学建立世界古文明史研究所，1985年开办世界古典文明试办班。
班里的学生，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及北京师范大学这6所大学的历史系或相关文科系学生，通过考试选拔。
“每校招考2至4名，考的是英语和世界古代文明史。”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就读大三的于殿利报名参加了考试，考取后又就读了两年。
“班里也细分了三个专业：埃及学、亚述学、西方古典学。”选择了亚述学的于殿利，又自主选修了拉丁文课程。
每年会有3至4名外国专家给这个班讲授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西方古典学以及各种古代语言文学。这项我国世界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创举，开创了我国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事业，也开启了于殿利的治学之路，给了他不一样的认知体验。
毛泽东曾说：“学外文好，当作一种消遣，换换脑筋。”“换换脑筋”也许不无玩笑之意，却道出了学习外语或用外语学习的本质，换一种逻辑思维方法。
于殿利说，这就好比是对原来思维和知识的一次补充和完善。“读外文书的感觉和读中文书一定是不同的，不仅在于字形和字体，更在于逻辑与思维。”
说起其中的精妙，于殿利形容好比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学会一种新的语言以后，事物的微妙之处、事物之间相同或者相异的地方以及事物彼此之间的关联，也就进入了人的意识。”
语言是承载文化的交流工具，文化通过交流，才更有生命力。
作为读书人，无论所学多么“中国”，把“中国”传播到世界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做学问应有的最高追求。进入国际讲坛，才能受到全人类智慧的滋养，才有机会成为影响全人类的人。
“读书人当有此志。”于殿利也在此列。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于殿利反复说，出版是另一种形式的教育，编辑同样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出版与学校教育不同，甚至可能比学校教育拥有更广阔的天地，拥有更宏大的诉求。”
百廿年间，严以千计，宽以万计，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几乎所有的名人，都与商务印书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巴金说过：“我是五四的产儿，通过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走上文坛。”胡适曾评价：“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一个什么学校更重要。”
而从于殿利的历史学者眼光去追溯人类文明的起源，教育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那里兴起，当苏美尔人发明了学校教育的时候，他们开始把楔形文字刻在泥板文书上，供教师教授学生之用。
这种教育与出版的最初关系，印证了于殿利的一个观点：“出版从诞生那一天起，和教育就是一对孪生子，出版服务教育，无论历史还是现在，都是一样。而离开了出版业，教育也几乎无法开展。”
将出版与教育相提并论，并不是于殿利的“专利”。百年前，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张元济辞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等职，愿意到当时还只是一家印刷小作坊的商务印书馆创业，只是因为他和另一位创始人夏瑞芳英雄所见略同：“吾辈当以辅助教育为己任。”
贫弱时，教育能救国。昌盛时，教育可强国。
商务印书馆出版图书以学术为主，硕博时于殿利读到的很多书，都出自商务。而喜欢把教育和出版相比较，也因为于殿利深受在师范学校就读的影响。
“在北师大里，教育是主线，所有系都要上教学法这门课，还有教学实习。”浸渍于如此浓厚的教育氛围之中，于殿利怎么也会受到点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北京师范大学和商务印书馆，都是存在百年、为时代长久需求服务的文化机构。受益于这文化“两百”，于殿利对家国的忧患意识体现在对人的关怀上。
“从一百二十年的历史一直到现在，文化强国，强的是什么？”“强的是人。”他自问自答地阐释了“在社会竞争中，人的思想、人的知识、人的技能和人的道德观念，是最核心的”这一观点。
我国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于殿利视文化为重要标志，却也看到它的洼地在偏远乡村。
2016年3月，商务印书馆在河北省武安市阳邑中心学校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商务印书馆乡村阅读中心”，探索以学校辐射村镇的乡村阅读推广新模式。乡村阅读中心里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精品图书，配备有5000至10000册，还会培训乡村教师、开展公益活动。“我们在四川汶川映秀镇有个乡村阅读中心，整晚灯火通明。”于殿利说，原来那里是党员议事的地方，现在有了书，好多孩子都在那里看书。
博与精
商务印书馆目前的性质是企业。面向市场，是企业最忠实的站位。可到底市场在哪儿？不同的企业家，有着不同的理解。
“必须把市场根植于国家的需求、民族的需求和时代的需求上。”于殿利的话听起来有些高调，但他的确是经过实践取得过成功。
2012年当选为十八大代表的于殿利，正坐在人民大会堂里，听取党的十八大报告。当“五位一体”总布局的表述甫一出现，凝神静听的于殿利心中一动：“生态文明建设，这是个以前从未提到的新词。”
文明发展到现在，吃饭穿衣的生存问题解决了，该考虑生产方式的问题了。于殿利由此判断，图书出版更要反映当下社会状况。
从政治中得到启示，其后四五年间运用于实践，以《发现之旅》为代表的一批图书创立起新的自然、博物学图书的商务品牌，目前，仍是国内市场引领者。
守成和创新，不一定非要摆在对立面。就如同博与精，不一定是正负极的关系。“也可以博大、精深。”于殿利引申地表达，博与精，源于认识，成于功夫。
“不同方法认识世界，达成不同的目标，就变形成了不同的学科。”于殿利辩证地说，“所有学科又相通，因为研究的是同一个客观世界。每个科学因自己独特的价值受到重视、尊重和喜爱，又不可避免有自身局限性。”他的结论：了解其他相关学科，是打破局限性最好的方法。
商务这样的学术重镇对自己的编辑要求严格：做编辑也得做学问，成为学界同仁。于殿利记得，“我做编辑时，要想参加学术会议，得提交论文，才有资格拿到参会入场券，回来后还得写学术报告和总结。”
在剖析读书的博与精时，于殿利习惯性采用“无一字无出处”的学理考证方法，正是他的精通。精一门，而后博。
“博士看着挺灵的，不是个书呆子。”一次馆内的工资改革研讨会上，于殿利作为年轻编辑代表去参会。快要结束时，他讲了一通，给好些人留下了印象。
1995年，有着最新市场理念的新领导一到任，决心从专业人才里选派经营干部，好些人就此举荐了于殿利。这位“中国第一位发行博士”在1997年被北青报大幅报道过，一度引领业内浪潮。
做发行工作，于殿利用的也是学术思维方法。先后攻读了对外经贸大学MBA、哈佛商学院AMP课程，饱读中不断实践，不同渐成贯通。
学者、出版人和管理者，三者开始在一个层面上产生了部分融合相互滋养的效果，专业帮助了职业发展，知识转化为专业技能，职业又促进了专业研究。
看似千差万别，实则阡陌相通。“根本都在社会这条大道上嘛。”于殿利经常不自觉地互为材料互为方法地使用，“我就一个脑子，装在一起很容易混台，混得清楚，就是通。混得不清楚，就乱了。”
于殿利所掌管的企业，同样是社会土壤的一个细胞，扎根其中吸收养分感知变化。尤其是近年来，辞书编纂出版出现了创新乏力、质量下滑等情况。有馆内多年工作阅历的于殿利深切了解这与人才缺乏有关，根本是科研考评体系导向力不足。今年两会他提出《将辞书编纂成果纳入学术科研考评体系》的提案建议，期待改变辞书编纂者付出长期艰巨劳动、却得不到学术认可的现状。“问题往往来自于生产和生活实践，政协委员不仅要从书本中学，更要在实践中学。”
问及各种材料、方法混在一起是什么感受，“一些话一些文字就自己顺着嘴边溜达出来啦。”说完，于殿利自己先乐了。
匮乏的馈赠
生长在黑龙江乡下的于殿利直到13岁，才开始对城市有了憧憬，模糊的情感在少年壮志上却也算是目标清晰：“我怎么也得考上个什么专吧。”
于殿利的家庭里，当时也看不出爱读书的传统来。农民父亲虽然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朴素地抱定一个理：一个爱学习学习好的孩子咋也比一个未成年劳动力更有出息。
于是，在父亲“第一名是谁”的追问中，于殿利稳居各种考的“第一名”。对于学业的规划，他很早显露出善于规划的“精明”。
刚上初一，瞄着“考上什么专”的于殿利，跟父亲商量：“那就得上五常实验中学。咱这个乡里，已经好几年没人考上那高中了。”他不知从哪儿听说，河对岸的吉林省青山乡于家小学，“文革”后复课更早，教得更好，他的一个堂哥在那里当校长。
听明白后，父亲马上应承：“那好啊，我去河西跟你哥说，住你大伯家。”吃完饭，他骑自行车过河去，傍晚就回来了。“妥了，下星期就可以去上学了。”
后来，从五常民乐朝鲜族乡考上五常实验中学的仅有两个学生，其中之一就是于殿利。
今天，互联网早已占据了大多数人的大部分时间，包括儿童。于殿利以过来人发出严肃告诫：“你们和你们之间的差别，在于如何科学地看待和对待手机。”虽然他自己也用手机获取资讯，但对于阅读，于殿利寸土不让地坚持“读纸书”。扬了扬面前的手机，态度异常坚决：“这个，不能代替阅读。”
尽管从小学到高中的每个学期，发语文课文后的第一件事是跑回家一口气从第一课读到最后一课。但书籍的匮乏，还是给于殿利留下了自觉“文学修养弱、词汇量不丰富”的遗憾。
“不怕你笑话，我都是通过看连环画，了解文学名著的。”直到上大学，于殿利才得以补看了中国经典文学名著中的几部。
随着专业深入和阅历增加，于殿利读书一直偏重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方面的名著。最近，他在读《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这是商务印书馆编著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当中的一本。“快看完了，还剩几页。”
从去年开始，于殿利看经济学书籍变多了，“主要我现在做一个课题，要出三本书，其中一个是从商品角度介绍图书是什么，通用性是什么，特殊又在哪儿……”
在看过的书页中，一些字段上有五彩荧光笔标注的痕迹，旁边有黑笔批注的主题，通常就是三五个字。这依然是学术需要援引原文，带给于殿利的写作“后遗症”：“无一字无出处”。
的确，于殿利的文章没有华丽的辞藻，最珍贵的是独立思考后的思想表达。“经过自己思考而获得的真理，就像自己天生的四肢——也只有这些东西才是真正属于我们。”
当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不断深化，企业逐步走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运转轨道，因而劳动关系出现了契约化、多元化的变化特点。当企业内部利益格局调整，尤其会使企业劳动关系呈现不稳定状态，如何着眼劳动关系特点，构建和谐员工关系，是企业需要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指出：“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也应该成为工会工作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工会组织扎根于职工群众，企业工会干部离职工最近，理所当然应该做党的群众路线的忠实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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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政府要把依法保障职工的休息休假权利，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与促进职工全面发展的重要任务。各级工会要协助党委政府加强劳动行政管理，逐步完善普惠公平的劳动保障政策和社会改革政策，共同推动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建共享和谐劳动关系，营造企业守法经营和职工依法维权的社会法治环境。
美学在走向大众时，也要保持哲学品格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上的这间公寓里，如此就有了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所有来访的客人肉眼可见，让人没处落脚。另一个世界，则在屋主文洁若的视线里——这分明是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安乐窝，这里充盈着她喜欢的一切东西：书本，书稿，辞典，纸笔，还有萧乾的气息。如有魔法护佑，岁月、疾病、外界速变的社会和种种纷扰，没有一样能侵入文洁若的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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