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

　　陈来部分著作

简介：陈来，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朱子学会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等。著作有《陈来学术论著集》《东亚儒学九论》《孔夫子与现代世界》《仁学本体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儒学美德论》等。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是礼义之邦，“礼义”二字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本期讲坛邀请陈来委员从道德文化出发，讲述孔子思想与礼义之邦。

　　孔子是儒学的创立者，在2500多年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里面，孔子思想和他开创的儒家学派，不仅是主干主体，而且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从最主要的思想意义来讲，可以说孔子和儒学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同时对整个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在中华文化的精神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方面，还可以说孔子和儒学塑造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对于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塑造，孔子和儒家思想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既是主干又是主体、又居于主导地位，这些不是思想文化里面的任何其他一派能够取代的。正是因为孔子思想所处的地位，近代以来在大多数的中国人头脑中形成了一个共识：孔子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标志。

　　孔子思想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刚才讲重要的一个作用是奠定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如果用一个学术性的语言，也可以说，孔子和儒家思想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确定了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性。价值理性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在20世纪的西方社会学里面和社会思想里面有很重要的作用。儒家思想确立了中华文化的价值理性，奠定了中华文明道德基础，赋予了中华文化最基本的道德精神和道德立场，它也使得儒家文明成为“道德的文明”。

　　中国在历史上往往被称为“礼义之邦”，“礼仪”之邦突出的是礼节仪式，是好客。但是“礼义之邦”的“礼义”则突出道德的本质，是突出了中国文化具有成熟的道德文明。为什么把中国叫做礼义之邦？就是指明这个文明是一个成熟的道德文明，而且是一个高质量、高层次、高级的道德文明。所以，这个成熟的道德文明就成为中国这个文明国家整体的一个突出特点，用今天的话还可以说：道德力量是中华文明最突出的“软实力”。无论是中华文明的软实力，还是整个文明国家的突出特征，这一切都是来源于孔子和儒学所具有的这种道德塑造的力量。

崇德

　　“崇德”是孔子的原话，在《论语》里面有，在《尚书》里面也出现过。从西周以来，中国文化开始了与夏、商所不同的一种新的文化发展，这个发展就是不断重视“德”的力量和倾向。孔子也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在周公的思想、西周的文化基础上更加强调“德”的发展。西周也有很多概念———“敬德”“明德”，但是孔子特别强调“崇德”，而且孔子思想中突出体现了“崇德”的精神。

　　什么是崇德？崇德就是始终把道德放在首要的地位，置于最重要的位置，在任何事情上都是要这样，不管是政治、外交，还是国家的治国理政、个人的修身修养，都要以道德价值作为根本力量，把道德价值作为处理评价一切事物的根本遵循。对人对事首先要从道德的角度加以审视，这样的精神和态度就是坚持道德重于一切。治国理政方面，孔子强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正义领导国家，用刑罚管理国家，人民可以服从，但是这个社会的人没有道德心。相反，如果用道德、礼制来领导国家，人民不仅乐于服从，而且也变得有道德心。因此在治国理政方面，孔子不相信强力暴力能够成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方法，孔子的理想就是要用道德文化的力量，用非暴力非法律的形式来实现对国家对社会进行管理和领导，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以德治国”，这就是孔子“崇德”精神的影响力。

　　《论语》中孔子的论述思想，谈到国家、社会和个人，谈到什么是道德理想、什么是道德政治、什么是道德美德、什么是道德人格、怎么进行道德修养。这些论述处处体现了“崇德”的精神，不是在一个方面，而是在多个方面。所以孔子所倡导的“崇德”的精神，包括在这个精神下阐发的各种具体的论述，成为中国文化的道德基础。中国文明是一个道德的文明，道德的文明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以孔子的这些论述体现作为根本基础。“崇德”是孔子思想总的精神。

贵仁

　　在《论语》中，孔子有100多次谈到“仁”的观点。“仁”是孔子谈得最多的道德概念，也是孔子最重视的道德概念。这一点在孔子去世后很快就被大家认识到。所以战国末期，当时思想界大家共同认为，孔子思想最重要的是对“仁”的推崇理解。我们今天说“贵仁”不是我们自己创造赋予孔子思想的一个概念，而是古已有之。

　　2000年以前，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明确讲：“孔子贵仁”。“贵仁”就是说孔子在诸多的道德概念里面，最重视最推崇。古代没有价值这个概念，都是用“贵”这个字来表达，比如“以和为贵”“以民为贵”，就是把“和”（和谐）“民”（人民）看作是价值上最重要的。“仁”是孔子思想中最重要的伦理范畴，也是孔子思想里面最高的美德道德理论，同时也代表了孔子的社会理想。“仁”在字意上可以说是代表仁慈博爱，同时“仁”在孔子思想里是一个全德之称，是全体代称，代表了所有的东西。

　　如果从儒家思想来看，“仁”在儒家思想中也代表了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既是人的原则，也是最高美德，又是社会理想，还是最高的精神境界。正是这样，“仁”成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里面首要的道德概念。要总结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第一个就是“仁”。不管是“仁义礼智”，还是“仁义礼智信”，都是以“仁”为首，“仁”是中华文明核心价值发展的首要概念。

　　“仁”的含义在《论语》中已经给予了明确的解释，最著名的就是“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本来是很重视家常伦理，包括孝。如果跟三代以前的思想比较的话，孔子在家庭伦理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更具有普遍性的人际伦理———“仁者爱人”。“仁”实践的起点本来是最直接的对双亲的爱，但是孔子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普遍的人际伦理，就是“仁者爱人”。把“仁”的观念设定为社会文化的普遍价值，当然“仁”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比如说，在伦理上讲是博爱、慈惠，在情感上是恻隐、不忍、同情，在价值上是关怀、宽容、和谐，在行为上是和平、共生、互助，特别是其中包含了扶弱——对弱势群体的关爱。更广泛地来看，还包含着珍爱生命、善待万物。所以“仁”在面对自然世界、面对自然生态上都具有多样性。“仁”是孔子和儒家的思想核心，在2500多年以来的历史中，“仁”的观念也已经成为中华文明道德精神最集中的一个表达。

　　近代所讲的大同，包括今天所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后的基础都是“仁”的观念。孔子不仅突出强调了“仁”的重要性，而且孔子把“仁”展开为两方面的实践原理或实践智慧。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个就是“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那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称为“恕”，“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可以称为“忠”。孔子很重视这两方面的原理，所以《论语》中也讲，“忠”“恕”体现了孔子的一贯之道，从“恕”来讲，就是自己所不想要的也绝不要施加给别人；从“忠”来讲，自己要发展得到幸福，也要让他人发展得到幸福。孔子不主张“己之所欲必施于人”，自己认为好的一定要加给别人，所以这就避免了强加于人的心态和行为，也避免了很多纷争与不良后果。

　　思想家梁漱溟先生对儒家文明有一个解释，他认为儒家的伦理是以对方为主，或者说是互以对方为主。这样，概括说来我们古代中国伦理的特点，也可以说是儒家伦理的出发点，就是要尊重对方，尊重对方的需要，而不是把别人作为自我的实现意义、把他人当作自我的实践对象。梁漱溟先生对孔子的“忠”“恕”之道，对儒家伦理的理解具有现代人的一种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伦理的特点不是突出自我，而是突出他人，坚持他者优先，他者先于自我。这就是“仁”的伦理的出发点。

　　“仁”作为伦理的出发点，从1990年开始到90年代中期，曾经掀起了一场世界伦理的大讨论。最后，大家找到了共识，世界伦理的金律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整个世界来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经被确认为世界伦理的金律，揭示出它重要的伦理意义；从整个东方来讲，中华文明2500多年以来的历史发展过程，孔子仁学的这一教诲和“忠恕”之道已深入人心，化为中华文明的道德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