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平时少为人知的感染科走入了大众的视野。

　　在中国各大医院感染科中，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被誉为“梦之队”。从创建人戴自英，到“接棒者”翁心华，再到如今的科主任张文宏，三代医务工作者走过了崎岖而寂寞的“华山一条道”。

　　“挑得起担子，经得住考验，放得下名利，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寒”，是他们始终不变的信念。

　　苦中作乐的传染科

　　解放周末：您是哪一年进入华山医院感染科的，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冷门的专业？

　　翁心华：我是1962年从原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进入华山医院的。人事科本来想安排我去外科，但是我想做内科医生，当时正好有个分配在传染科的医生想做外科，我就和她换了，很幸运地加入了戴自英教授的团队。

　　当时传染科的工作条件很艰苦，因为经常要接触肝炎病人，必须频繁洗手，老师告诉我们至少洗三遍。冬天的水是刺骨的冷，手都洗热了，水还是冰冷的。但是在传染科工作我还是觉得非常快乐。

　解放周末：苦中之乐从何而来？

　　翁心华：我们科室的氛围非常好。戴自英主任是牛津大学毕业的博士生，他的老师是青霉素发明者之一、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弗洛里教授。1956年，戴自英创建了华山医院传染科。副主任徐肇?教授不仅医术精湛，而且为人非常谦和，他们二人配合得很默契，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学科平台。

　　戴老是我们的偶像。他的临床思维过人，疑难病人到他的手上，他都有方法解决。1958年，上钢三厂的邱财康被铁水烫伤，戴老担任抢救小组组长，每天都住在瑞金医院。邱财康度过休克关后，一条下肢感染了绿脓杆菌，面临着截肢。戴老等人提出了既不截肢又能保全生命的方案，同时发动大家寻找绿脓杆菌的噬菌体。最终，邱财康保住了生命，也保住了下肢。

　　“文革”结束后，戴老恢复工作，全国各地的进修医生都来我们科学习。小小的办公室里坐满了人，大家都想跟着他查房、学习。他经常受邀去全国讲课。有一次，他到北京的一座体育场讲合理应用抗菌药，年近70岁的他一口气从早上8点讲到12点，整整4个小时，没有稿纸，更没有幻灯片，台下时不时响起掌声。

　　戴老还是一位医学教育家。华山医院设立博士点后，第一批共有8位博士生，有内科，也有外科。当时他正担任副院长，每个人的博士论文他都仔细阅读、修改。学生们都非常敬佩。

　　戴老的威望不仅来自他的医术与学术水平，私底下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我很佩服他的为人。

　　当年，为了治疗血吸虫病，戴老住进农民家里。那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厕所。留英归国、家境优越的他连老式马桶都没用过，那种艰苦的条件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他却笑着说，做传染科医生就是要与最穷苦的老百姓打交道。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四环素是一种常用的抗生素，但生产四环素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当时我国粮食供应很紧张，而四环素的耐药情况及不良反应很普遍。戴老对四环素类抗生素进行了系统的再评价，并建议国家限制四环素的使用。这个提议在当时是非常有胆量的，也很有魄力。最终，行政部门采纳了他的意见。

解放周末：据说，华山医院传染科初创之时的模式，就和当时很多医院不太一样。

　　翁心华：是的，当时全国一些主要的传染科实行的是苏联模式，以治疗肝病为主。戴自英教授把西方的模式和苏联模式结合在一起，我们科一百多个床位中有一半是隔离病房，主要收治肝炎、季节性传染病患者。楼上还有50个床位则是收治非传染性感染病的病房。1963年，戴老在国内率先创立了抗生素临床研究室。他认为，中国的感染病学科应该与国际接轨，与抗生素、公共卫生事业等结合，向“大感染”的方向靠拢。

要有讲真话的勇气

　　解放周末：从戴自英老师手中接过接力棒后，您一直带领学科向“大感染”的方向努力。2002年后，全国许多医院的传染科相继更名为感染科，您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从“传染”到“感染”，差别在哪里？

　　翁心华：传染病是指在一定范围内造成流行和传染的疾病。在我国，最常见的传染病是病毒性肝炎以及一些季节性传染病。而感染病的范围更大，包括没有传染性，但是由病原体引起的血流感染、尿路感染、神经系统感染等。这一个字的改动，意味着整个学科研究范围的扩大，以及与国际潮流的接轨。

　　1999年，第六届全国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学术会议在上海召开，北大第一医院的斯崇文教授是当时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的主任委员，我是副主任委员。我们在会上提议将这个学会更名为“感染病学分会”。经过3年报批，终于在我担任主任委员时获得了批准。我很幸运，大家把功劳记在我的头上。其实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而是几代人的努力。

解放周末：2003年非典暴发后，您担任上海防控非典专家咨询组组长。全上海无医护人员感染、无社区传播，仅有8人感染。这份成绩单背后，您承受了怎样的压力？

　　翁心华：非典暴发后，当时的卫生部曾发布了5条诊断标准，但一周后进行了调整，不再强调流行病学接触史，只要符合其余几条标准即可诊断为非典病人。

　　我和小组成员都不同意删掉“有流行病学接触史”这条。当时的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刘俊非常支持我们的想法，他把我和专家咨询组副组长、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俞顺章教授请到指挥部办公室。他打电话给原卫生部，说明了我们的想法。原卫生部要求我们提交情况说明并签字。我们当场就签下情况说明。5月初，原卫生部再次修改诊断标准，重新将接触史作为第一条标准。

解放周末：你们当时为什么如此坚持？

　　翁心华：因为当时正是呼吸道疾病的多发季节，患者出现咳嗽高热等症状很常见。假如不考虑接触史，就轻易戴上“疑似病例”的帽子进行隔离，势必会加大流行病管理负担，而真正感染非典的患者就有可能住不上院。更重要的是，如果有病人一发烧或出现疑似症状就被作为疑似病人对待，容易造成过度诊断，原本没得这个病的人反而可能因为和真正的病人在一起而被感染。事实证明，这种情况在有些地区就发生过。我们当时若不坚持这一点，上海的非典病人或许不只是8个。

解放周末：当年的SARS病毒和如今的新冠病毒有很大不同。

　　翁心华：是的，新冠病毒的传播力显然比SARS病毒要强，防控难度更大。今年1月24日除夕那天下午，我去疾控中心参加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会议，那天距上海首例患者确诊才4天，就已经有20个确诊病人，而非典的时候，上海半年只有8个病人。

解放周末：17年前，您是上海市防治非典专家咨询组组长。17年后，您的学生张文宏成了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这次抗疫期间，你们经常沟通吗？

　　翁心华：“华山感染”微信公众号上的文章每一篇我都会仔细读，有时候我也会跟张文宏聊聊我的想法，但谈不上什么指导。在除夕那次会议上，我就说了：“张文宏的能力比我强，肯定比我做得好。”我告诉张文宏：“我和我们科都是你的依靠，你不要有顾虑，冲在前面尽力去做。”

解放周末：此次疫情发生后，张文宏主任意外“走红”。作为他的导师，您给他的表现打几分？

　　翁心华：无论满分是几分，我都给他满分。我们华山感染科的传统就是讲真话，做真实的医生。医生要有与大众沟通的能力、传播医学知识的能力，更需要有讲真话的勇气。讲真话，不是哗众取宠说大话，而是要基于专业主义与科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