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冠肺炎疫情与人类历史上的瘟疫

　　李雪涛：人类文明史实际上一直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瘟疫：鼠疫、霍乱、天花、汗热病、流感等各种各样的传染病不断侵袭着人类，数以千万计的人因此送命。1347年鼠疫通过贸易商路由小亚细亚传到了欧洲，当时人口的1/3，即超过2000万人，在其后的6年中死于这场瘟疫。1918—1919年暴发的西班牙大流感，有超过2500万的欧洲人死于这场大流行病。自19世纪以来，世界上的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发生过由于饮用水被污染而造成的霍乱大流行。这些您在跟腊碧士教授新出版的《鼠疫与新冠病毒》中都有涉及。病毒很可能在第一个细胞进化出来时就存在了，其存在的历史要大大早于人类形成的历史。瘟疫在人类历史上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有哪些跟今天的新冠肺炎疫情表现出类似的现象？如果按照医学史的观点来看，今天的新冠肺炎如何归类？

　　房格劳：瘟疫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当然是巨大的，但瘟疫致死的具体人数却很难统计。在您提到的我们刚刚出版的那本书中，我们也列举了20世纪一些大流行病的数据，以此来作为比较的基点。在人们的集体记忆中，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流行病是发生在1346—1353年的鼠疫，当时被称作“黑死病”。而公元4—6世纪，饥荒和疾病是人类进行大规模迁移的推动力。欧洲人在征服美洲的过程中，他们所携带的病毒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这些病毒让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病原体的当地人大量死亡。有一种在小范围内经常谈到的理论，即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他们的士兵注射了预防天花的疫苗。

　房格劳（Heiner Fangerau）　　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医学历史、理论和伦理学研究所所长，德国利奥波蒂娜国家科学院院士；主要研究方向：19—20世纪的医学历史和伦理，医学和社会的交互作用等；与其同事腊碧士教授合作出版新书《鼠疫与新冠病毒》。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曾任“东亚文化交涉学会会长”（2017—2018年度），主要从事全球史、德国汉学史、德国哲学史的研究。

李雪涛：的确是这样，我们今天知道，同样的疫病在熟悉它并具有免疫力的人群中流行，与在完全缺乏免疫力的人群中暴发，所产生的后果是完全不同的。这也许就是1519年科尔特斯带领区区1000人，就征服了具有数百万之众的阿兹特克帝国的根本原因所在吧。由于西班牙人在这场灾难面前几乎毫发未伤，使得阿兹特克人也开始改信“更管用”的基督教的上帝。同样，中国古代北方的官员在发配到南方边远地区时，也不得不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很多官员在谪居南方期间病死在那里。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也曾提到过蒙古入侵前的1200年中国人口为1.23亿，而到了1391年却锐减到了6500万，他认为即便是蒙古人无比残暴，也不可能导致人口如此急剧的衰减，其真正的原因是腺鼠疫的流行。再回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肆虐的西班牙大流感，您认为它影响到了战争的结果吗？

　　房格劳：一百年前的大流感尽管使得上千万人丧命，但它对战争结果的影响并不大，因为参战各方的士兵在前线几乎都染病了。当时人们不断在寻找引发这种瘟疫的细菌，那时人们还不太清楚病毒与流行病学之间的关系。人们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疾病面前感到束手无策：口罩是否能有所帮助？学校是否要关闭？对感染者如何进行处置？这些问题在当时都不清楚。在欧洲疾病史上真正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的各种瘟疫，这是欧洲人口死亡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大城市公共卫生设施的改善以及采取了相应的卫生防疫措施，天花等疾病逐渐消失，情况才有了很大的改善。这在医学史上被称作“流行病学的转变”。由此人们认为，一切传染病尽在掌控之中。但瘟疫的出现有一定的周期性，这并不随着人的意志为转移。西班牙大流感之后，工业国家的人普遍认为，人类已经阻止了瘟疫的蔓延，但事实上这只是北半球某些人的错误想象而已。由于流感、猪瘟、大肠杆菌以及禽流感等基本上都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也没有产生特别严重的后果，因此人们便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印象：人类可以战胜一切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