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阎揆要是黄埔一期学生，曾任冀鲁豫军区参谋长、中央军委一局局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西北野战军参谋长、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战功卓著。阎揆要淡泊名利，在授衔时“不要三星要两星”的做法，在军内外传为佳话。

　　阎揆要1904年9月11日生于陕西省佳县刘家山乡阎家赤村，1924年春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因为家里穷，报考军校时凑不够路费，从邻村一个开明绅士那里借了50块银元，这才得以成行。11月9日，阎揆要从黄埔军校毕业，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军骑兵团当营长。1926年8月，阎揆要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初，阎揆要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到杨虎城部开展兵运工作，任西安绥靖公署特务第二团团长。1938年秋，党组织指示阎揆要退出国民党军队，直接参加八路军。黄埔一期同学胡宗南派说客登门规劝他留下，并表示“如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则可做大事做大官”。但阎揆要义无反顾地回到革命队伍。

　　1955年9月，阎揆要被授予中将军衔。按阎揆要的职务、资历和功绩，本应该授上将军衔。由于一时疏忽，干部部门把他1938年回到八路军的时间作为他参加革命的时间，所以只评为中将，同时也未授予他八一勋章。有人劝阎揆要：“你明明是1926年入党，1927年参加清涧起义，你应该去找找彭老总，他最了解你。”阎揆要说：“职务安排是组织的事，我们应该相信组织。”1957年有关部门查证了阎揆要参加革命的时间，重新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计算，并派人找阎揆要谈话，准备打报告授予他上将军衔和八一勋章。阎揆要极力推辞谦让，只接受了三级八一勋章。阎揆要“不要三星要两星”的故事传为佳话。

　　1958年秋，中央军委发出高级干部下连当兵的号召。已担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的阎揆要积极响应号召，来到某部炮兵支队五连当战士。当连队副指导员介绍情况称阎揆要是副司令员时，他马上纠正说：“不，我现在不是副司令员，我是五连的一名列兵。”副指导员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停了片刻才激动地说：“对，欢迎我们的老列兵。”大家顿时鼓起了热烈的掌声。阎揆要头戴船形帽，身着士兵服，佩戴列兵衔，在五连与战士同吃、同住、同训练，样样工作都抢着干，大家都亲切地称他“老阎”。

　　1960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阎揆要同大家一道勒紧腰带共渡难关。由于缺乏营养，加之疲劳过度，阎揆要病倒了。他的双脚浮肿得连鞋子也穿不进去，医生说这是严重的营养缺乏症，最好能补些动物蛋白质。工作人员想办法弄来一些鱼，熬成鱼汤送给他吃。阎揆要马上问：“鱼汤是哪来的？”工作人员说：“这是病号饭。”“病号都有吗？”工作人员说：“都有。”他这才把鱼汤喝了。当天下午，阎揆要从别的病号那里打听到午餐并没有鱼汤，立刻把工作人员叫来问是怎么回事。工作人员只好把实情告诉他。阎揆要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现在正是国家困难时期，有不少人在挨饿，毛主席都带头不吃肉，我们更不能搞特殊，把那些鱼拿给病号灶，大家一起吃。”

　　阎揆要清廉朴素，始终保持着公仆本色，在用车、住房等方面从不搞特殊。建国后，阎揆要一直乘坐一辆吉姆车，车子老旧，经常出毛病，车管部门多次要给他换一辆新车，他就是不同意。阎揆要对家属子女要求也很严，从来不让他们用公家的车。在住房方面，阎揆要也是多次谦让，一直住在一套50年代盖的旧房子里，按标准面积也差一半。家庭人口多，比较拥挤，营房部门多次提出要给他调换，都被他谢绝了。有一次，营房部门瞒着他把一套新房的钥匙交给了他的秘书，家里人收拾东西准备搬家。阎揆要知道后亲自找到营房部门说：“现在咱们院新调来的许多科研人员住房都很困难，跟他们比，我的住房条件强多了，咱们房管部门的同志要多想办法替他们排忧解难。”阎揆要的一席话，使营房部门的同志很感动，秘书只好把房子钥匙退了。阎揆要的衣食也都十分简单朴素，内衣破了都是补一补再穿，吃饭也以清淡为主。阎揆要喜欢吃陕北的小米，但每次家乡来人带来小米、大枣，他一定要付钱才肯收下。

　　阎揆要反对阿谀奉承，不跟风表态。彭德怀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时，阎揆要无事从不去串门。一次开会休息时，彭德怀问阎揆要，怎么总不见你？阎揆要说：“彭总很忙，我也没有什么事。”1959年彭德怀受批判后，阎揆要为彭德怀辩解：“我不相信彭德怀会反党。”当有人说彭德怀打仗不行时，他不顾个人安危，据理力争。不久，他被免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职务。

　　1960年11月20日，阎揆要调任军事科学院秘书长。1975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任命阎揆要为军事科学院顾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阎揆要给邓小平写信，主动要求退下来。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上，阎揆要当选为中顾委委员。1993年底，阎揆要应邀亲临西安参加杨虎城将军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不幸摔伤，引起并发症，于1994年3月26日病逝，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