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生已成为中国人行善积德的常用方式，然而现实中很多放生行为不仅达不到本来的效果，反而会造成原有生态破坏、外来物种入侵甚至催生灰色利益产业链等问题。放生乱象屡屡上演的背后，自然有科学放生常识匮乏的因素，但是更有但求一味利己、毫不理会其他的因素。

　　4月2日《工人日报》有一篇《你以为放生就是在行善？》的文章，从十几个佛友在京郊公园的放生说起，指出放生已成为中国人行善积德的常用方式，然而现实中很多放生行为不仅达不到本来的效果，反而会造成原有生态破坏、外来物种入侵甚至催生灰色利益产业链等问题。

　　放生，即把捕获的小动物放掉。清朝学者赵翼考证说：“《南史》梁武时谢微为《放生文》，见赏于世。盖梁武帝奉佛戒杀，至以免为牺牲，则放生起于是时无疑。”不过，《列子·说符篇》就已经说了：“邯郸之民以正月之旦献鸠于简子，简子大悦，厚赏之。客问其故。简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赵翼不可能看不到这些，或许是佛教进入之后，慈悲为怀者视放生为善举，覆盖了其原初意义。也就是从梁武帝开始吧，《云麓漫钞》谓其”崇奉释氏，置放生池，谓之长命洲“——人工开凿放生池渐渐成为佛寺中的”标配“，购买水族蓄养于池，旨在戒杀，信徒亦可将鱼、龟等放养在这里。按照鸠摩罗什的理论：”诸余罪中，杀业最重，诸功德中，放生第一。“信徒放一次生就积一次德，放生者当然都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工人日报》的文章才会有一问。

　　《隋唐嘉话》载：“太平公主于京西市掘池，赎水族之生者置其中，谓之‘放生池’。”太平公主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女儿，这显然是佛门之外的池了。到唐肃宗，“命天下置放生池八十一所”，颜真卿书碑云：“环地为池，周天布泽。动植依仁，飞潜受获。”明人《涌幢小品》里还有颜真卿手书的《放生序铭》：“去杀流惠，好生止辟。率土之滨，临江是宅。实胜如来，畴庸允格。真卿勒铭，敢告凡百。”宋朝更讲究放生，真宗时王钦若奏以杭州西湖为祝圣放生池，东坡后来奏西湖不可废者五，放生池的功能是为其一。明朝有人更具体地指出：“西湖三潭，是永明禅师用库钱赎鱼鸟放生之池也。”放生时的场面颇为壮观，“郡人数万，会于湖上，所活羽毛鳞介以百万数”。留下《梦溪笔谈》的沈括说，他知道王安石喜欢放生，“每日就市买活鱼，纵之江中，莫不洋然”。王安石生日，“朝士献诗颂，僧道献功德疏以为寿，舆皂走卒皆笼雀鸽，就宅放之，谓之放生”。有个叫巩申的光禄卿，“佞而好进”，其人“既不闲诗什，又不能诵经”，于是与舆皂走卒一样，“以大笼贮雀”，到安石家“?|笏开笼”，且祝曰：“愿相公一百二十岁。”据赵翼的考证，“宋人生辰多以放鸟鸽为寿”，东坡诗“记取金笼放雪衣”之自注，有“杭人以放鸽为太守寿”。

　　放生既然积德，于是我们会看到许多被放之生的投桃报李。《涌幢小品》“石蟹”条云，邹浩谪居昭州，“以江水不可饮，汲于数里外。后所居岭下忽有泉，浚之，极清冽，名曰感应泉。乱石之下，得蟹一枚”，他把它送到江里放生了，叨咕说：“余至五岭。不睹此物数年矣。乱石之下，又非所宜穴处也，何从而出邪？”忽然，他联想到了自己的命运：“蟹者，解也，天实告之矣。蒙恩归侍，立可待矣。”立竿见影，“次日，果拜赦命”。《清稗类钞》中的“义狗为人雪仇”也是这样。说雍正时有个过客在京师西华门外看到屠户要杀一条黄狗，黄狗觳觫，过客哀之，“欲购之以放生，屠允，遂解囊付值”，然而屠户“见其行囊多金，既受值，又谋杀而尽攫之”。但是，黄狗守护被害者尸体不肯离去，并最终协助了缉凶。诸如此类的因果报应故事，无非是用“事实”证明放生必有好报。

　　祝寿而放生，清朝也是这样。《红楼梦》第七十一回贾母八旬寿庆，就“抬了许多雀笼来，在当院中放了生”。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宫眷每人购鸟百种”进献，慈禧本人“亦购鸟万头以放生”，一时间“殿悬鸟笼无数”。放的时候很讲究，“先择午后四时，率宫人登山，山巅有庙一，先焚香祷神。太监各携一笼，跪孝钦前，孝钦开笼放之”。令慈禧奇怪的是，有的鸟出了牢笼却并不飞走，李莲英说，那是“老佛爷福大，鹦鹉感动慈悲，自愿在宫伺候”。其实这不过是莲英玩的一个小把戏，“预令太监驯养已久，藉以博孝钦欢，使其以为己心果慈，故能感及鸟兽耳”。慈禧放生时，嘴里“祝其不再为人所捉”，实际情形正相反，飞走的那些，“山后即有太监捕之，复售之于外矣”。在赵简子那里，故事也有后续，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竞而捕之，死者众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过不相补矣。”唐人卢重玄就此解曰：“小慈是大慈之贼耳……众人皆睹其小而不识其大者焉，故略举放鸠以明此大旨也”。

　　《工人日报》的发问，实际上重复的正是卢重玄的论断：你以为你是在放生，要是看到因此带来的后果，就不会这么认为了。这几年，放生乱象问题每每引起关注。放生乱象屡屡上演的背后，自然有科学放生常识匮乏的因素，但是更有但求一味利己、毫不理会其他的因素。（作者系南方日报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