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初期开始，中国思想界就迈入了一个新的诸子百家时代。传统的儒家经典从意识形态的高位上跌落下来，成为学术研究的基础文献或原始资料。在此背景下兴起的新儒家，虽然也是一种重要的学术思潮，但是，其地位已经恢复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家。在新儒家兴起的同时，新法家也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后来，新墨家、新道家，都有人倡导。先秦时期的儒家、法家、墨家、道家，纷纷以新的姿态重新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界登场。

　　用诸子百家来描述当代中国的思想界，并不过分

　　当然，20世纪的中国思想界毕竟不同于先秦时期，因为，从西方传来的思潮吸引了更多人的心智，占据了更加主流的地位。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等等，各有其影响的范围，分别满足了不同群体的思想期待。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支配地位，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在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主旋律的背景下，各种传统思想、外来思想进一步活跃起来。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来自传统的新儒家思想，甚至产生了比20世纪初期更广泛、更深入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新儒家之外，其他形形色色的思潮日趋多元化。用诸子百家来描述当代中国的思想界，并不过分。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思想界的未来走势如何？回答是：中国思想界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那就是综合的时代。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思想趋势。在即将到来的综合时代里，传统的思想、外来的思想，都会以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现实格局为基础，进行全面的、深度的融合，最终形成的一种兼容的、兼收并蓄的新思想。

　　历史上有两次典型的思想综合

　　这样的思想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出现过。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思想。那些相互争执的思想在汉代进行了高度的综合。《淮南子》《春秋繁露》之类的著作，就是思想综合的学术产物与学术结晶。自汉代以后，从国家的主导思想来看，没有纯粹的儒家，也没有纯粹的法家，也没有纯粹的道家。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虽然都统领在儒家的旗帜下。但是，儒家只是一个旗号。在儒家这个旗号之下，包涵了先秦时代的各种主流思想。在宋明时期的儒家思想中，佛家的痕迹也是相当明显的。

　　从儒家的立场来看，当然可以为董仲舒贴上汉儒的标签，但就整个中国思想史来看，董仲舒其实是吸纳百家，并予以体系化处理的“思想综合家”。如董仲舒讲的“阴阳五行”是典型的阴阳家思想，他讲的“孝弟力田”是典型的墨家思想。《春秋繁露》就是董仲舒将诸子百家进行高度综合，并进行体系化编排的结果。在中国文明史上，由《春秋繁露》所承载的思想，为西汉以后一千年的中国文明秩序提供了理据，在一千年左右的时间里，充当了中国的文明秩序原理。

　　由朱熹代表的程朱理学，是中国思想第二次体系化的结晶。中国思想第二次体系化的核心，是把中国固有思想与印度传来的佛教思想进行融会贯通。在中国文明史上，由程朱理学所承载的思想，为南宋以后将近八百年的中国文明秩序提供了理据，在八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充当了中国的文明秩序原理。

　　历朝历代为了合法性的需要，把董仲舒、朱熹称为儒家，只是一种技术性的处理。实际上，他们都不是纯粹的儒家。董仲舒、朱熹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功绩，主要是作为“思想综合家”的功绩。他们把各家各派、各种各样的思想冶于一炉，并进行体系化的处理、编排，这就使得他们的思想体系具有足够的包容性、适应性，能够有效地反映各种各样的诉求，因而能够长久地居于支配地位。

　　不妥协、不融合的思想姿态将很难适应这个即将到来的综合时代

　　当代中国也是这样。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思想斗争、思想划界之后，将会出现一个以综合、融和为指向的思想生态。不妥协、不屈服、不融合的思想姿态将很难适应这个即将到来的综合时代。各种教条的、僵硬的、原教旨主义的思想，都很难获得生长发展的空间。只有兼容性较强的、善于吸收其他思想的思想，才能茁壮成长，才能在未来的思想市场上占据更大的份额。处于指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具有时代性、实践性和开放性，需要一如既往地以包容、吸纳、接收的态度对待其他思想，吸收其所包含的有价值的成分或因子。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个受到普遍认同的主导思想，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思想领域还处于割据状态。要走出割据状态，就需要一种主导性的思想受到普遍认同。在当今这个时代，思想要获得普遍认同，只有依靠思想本身的包容能力、创新能力和引领能力，只有扩大思想本身的宽度、深度、包容度，只有提升思想本身的感召力，思想才能得到认同。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好具备这种能力。居于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时代化、大众化中必然要自觉回应思想界即将出现的综合时代。（作者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