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而哲学只有通过话语来表达自身思想内涵、反思时代发展，才能够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起指导性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应当通过话语体系的建构，对当代的理论与实践予以反思阐释，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指引方向，并在国际化的思想学术交流中，发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好声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强调：“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也表明，在新形势下，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真正立足于时代，关注当代的生活世界和社会实践，通过自身的话语体系建构，来引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

思想性话语与学术性话语相融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首先要注重思想性话语和学术性话语的融合。虽然在理论意义上，思想和学术须臾不能分离。没有学术支撑，思想很难表达其深刻内涵；失去思想核心，学术将失去其内在灵魂和实践价值。但在现实层面上，思想和学术、思想性话语和学术性话语之间总是若即若离，甚至相互疏离。因为思想话语体系注重抓住事情的本身，要用看似简单的话语阐释深刻的道理，在此过程中，难免有感性的语言和直觉性的表达参与其中；而学术话语体系注重学术体系自身的逻辑建构，需要客观的理性分析和严谨的语言逻辑。思想性话语一定要面向时代问题和时代挑战，要能够激发人民群众的共鸣与认同；而学术性研究和学术性话语则是对某个学术问题的特定方式的阐释，甚至可以不研究问题直接对某个逻辑结构或概念进行阐明，学术性话语的交流对象主要是专家学者，是要获得专家学者的理解与认同，因此学术性话语一定要显示出表达的专业化和理论化，而并不一定考虑其实践价值以及是否能够被一般民众所理解与认同。

　　毋庸讳言，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性话语和学术性话语同时存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分离。在现实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性话语偏向对时代发展问题的探讨和阐释，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其他学科的经典著作解读可能并不太深入。在偏重学术性研究的学者看来，这种思想性研究和话语属于宏大叙事，空谈问题和主义，没有学术分量。而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者往往偏重于对马克思恩格斯某一特定时期文本的解读，或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某一个概念的定性定量研究，这种实证性的研究方式，当然有其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但因为其问题域的相对狭窄以及政治导向和实践价值的弱化，也容易被注重思想性的研究者认为是“雕虫小技”，甚至认为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流意识形态。

　　实际上，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本中，思想性话语和学术性话语是相互交融的。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就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当作为“批判的武器”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肯定是思想性的话语，是对现实问题的深刻剖析和犀利的批判；但哲学理论要掌握群众，不仅仅要有问题意识和大众化的话语风格，还要理论自身思想的彻底和话语表达的彻底，理论要能够彻底并能够说服人，必须是思想性和学术性相互交融，才能够回到事情本身，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来说，哲学也必须回归生活实践，通过对当代社会发展和社会关系变革的深刻理解与阐释，通过思想性话语和学术性话语的交融，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发展。

人文性话语与科学性话语相融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还面临着如何将人文性话语和科学性话语相融合的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在这里是想将思想理论的人文性与科学性相融合，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不应当相互对立。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中，人文性与科学性逐渐呈现出分离的趋向，特别是在第二国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发生争论的时候，其争议的核心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到底是人文主义还是科学主义的。后来阿尔都塞用“意识形态”与“科学理论”之间的断裂指称马克思主义中的这种争论，甚至认为在马克思自身思想体系中就包含了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二重因素。当然，马克思自身的思想中的确具有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双重维度，但这双重维度不是相互分离，更不是相互断裂，而是相互交融的。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工人的异化，这无疑是人文主义的话语表达方式，而到《资本论》中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发掘与阐释，运用更多的是科学性的话语。但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自身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都是贯穿的，即将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有机结合起来。当他用人文主义的话语表达自身的思想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时，他的每一个观点都经过严密的科学论证，都是以科学性话语为内在支撑来阐释他的人文主义理想。

　　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人文性话语和科学性话语在一定程度上相分离，这导致既在马克思主义阵地内部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底是人文主义还是科学主义”等类似的争议，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点疏离现代人的生活世界，难以为人民群众所普遍理解与接受。我们要从思想内涵和学术架构上加强人文性话语和科学性话语之间的融合，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蕴含着浓厚的人文主义思想，又具有着严谨的科学主义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发挥示范性功能。

反思性话语与建构性话语相融合

　　黑格尔曾经将哲学比喻为密纳发的猫头鹰，直到黄昏时才会起飞。马克思则将哲学比喻为高卢的雄鸡，在黎明前先行唱晓。黑格尔的比喻突出的是哲学的反思性与后思性，而马克思的比喻则突出了哲学对现实生活的引领性与建构性。同样，哲学的话语体系也具有反思性话语和建构性话语两个维度，反思性话语是对于历史与现实生活的批判与反思，是用犀利的哲学思想来深入到历史与现实的骨骼之中予以解剖和透视。在反思性话语体系中，任何历史与现实的问题都在哲学之光的笼罩中无所遁形，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深刻批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现象的描述与反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费尔巴哈类哲学的批判；在《资本论》中对资本运行规律的深刻揭示，都属于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理论话语体系。而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纲领性文献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将反思性与建构性话语体系同时运用于其中的，既通过反思性的话语揭示了旧思想、旧体制的本质性问题，同时用建构性的话语昭示了他们所要建构的新思想与新的社会制度蓝图。

　　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历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性话语和建构性话语要相互融合，发挥主导性的理论指导作用。反思性话语能够让我们深刻剖析当前社会发展和变革所存在的本质性问题，而且能够抓住中西方意识形态博弈的关键所在；而建构性话语则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指引着发展方向，二者相互融合才能够为中国当前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传统性话语与时代性话语相融合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我们还要思考，如何将一些传统的经典话语和时代精神有机结合起来。因为，经典话语具有一种永恒的思想魅力，能够持续地激发人们的思考与实践。中国先秦百家争鸣时期的传世名作，涌现大量脍炙人口的经典话语，时隔两千多年依然被我们所理解与传诵。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论述，时隔一百多年仍然焕发着思想的活力。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与传承过程中，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还是列宁、斯大林，或者是卢卡奇、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军人物，都既对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有着深刻的领悟，又对时代精神和现代性的问题有着内在的把握，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大量新的经典著作。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经历了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传播，又经过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历届党的领导人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既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体系相融合，又对时代性的话语内容与话语风格有着吸收与借鉴，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系列成果，并最终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土壤中绽放出新的理论之花。

　　从根本而言，经典话语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们既能够把握一个时代的思想脉搏，又能够引领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在其系列重要讲话中，引用各类经典话语，语言隽永，发人深省。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是要打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典作品和经典话语，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和中国优秀文化思想的传承中，打下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烙印，也在国际政治、文化、经济的交流与交锋中，凸显中国特色的道路实践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权与主导权。

　　总而言之，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当具有系统性的话语思想，要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突出的问题意识、敏锐的思想触角、坚实的学术功底、科学的论证方法，要能够将思想性与学术性、人文性与科学性、反思性与建构性、传统性与时代性有机融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深厚的思想底蕴。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在研究和阐释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时，既有“底气”，也有“底色”，从而真正建构出具有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

　　（作者：陈章龙，系南京财经大学党委书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