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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世间的神圣光辉

——北京大学“美感的神圣性”美学沙龙纪要

//www.auribault.com 2014-12-23 来源：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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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2007年北京大学资深教授、美学家叶朗先生发起一个以交流、研讨、体验、传播等功能为一体的“美学散步文化沙龙”，旨在发扬以宗白华、朱光潜先生为代表的北京大学美学和美育传统，倡导自由的、散步的、年轻的文化理念，促进多学科领域在美学层面的交流、融合与对话。沙龙名称取自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名著《美学散步》。沙龙开办至今，已产生了广泛影响。2014年11月30日，“美学散步文化沙龙”以“美感的神圣性”为题，在燕南园56号举办了活动，哲学家张世英、科学家杨振宁、艺术家潘公凯、诗人马凯、美学家叶朗等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10余家单位的40位学者参加了交流。在此，我们撷要刊发部分专家的发言，以飨读者。

　　张世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美，有低层次和高层次。低层次的美，就是所谓声色之美；还有高层次的美，就是心灵的美。美的神圣性，应该主要的是谈心灵之美。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就是美的背后必须要有高远的精神境界来支持。

　　美的神圣性问题是在西方哲学中最早提出来的。从柏拉图到黑格尔，西方哲学传统把最高的“美”联系到柏拉图式的理念。黑格尔以后，西方现当代哲学转向了现实。马克思讲现实，海德格尔也讲现实，角度不一样。海德格尔把生命本来的状况称作本真状态，是万物一体。中国思想里有“民胞物与”——百姓都是我的同胞骨肉兄弟，你的指头感觉到疼，跟我的指头疼一样，心灵把大家联系为一体。但是，人跟外物打交道，也会把它当做完全是我以外的东西。有隔膜，主体跟客体就二分了。海德格尔认为，西方传统思想把主客体分得太绝对，让生活变得枯燥，也滋生了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把人作为世界的中心，万物都是人的利用的对象。西方现代哲学认识到，不能够这样继续下去了。海德格尔强调，人需要把自己提高到审美的境界，以便超越单纯的利用关系，达到万物一体。

　　说到现实和审美的关系，比如喝茶，喝茶有单纯现实的境界，也有诗意的境界。一个人没有审美，喝茶就是为了解渴。一个有诗意的人，喝茶一方面解渴，一方面还能品出茶的诗意来。我原来研究西方古典哲学，后来回过头思考中国的文化。海德格尔讲本真的美、诗意的美跟中国的意象之美是相通的。“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秀”就是显出来，是有形有色的。但是，诗往往通过有形的象，让人体会到背后的无限的意——词外之情，言外之意。这个“隐秀”的说法，就是指人通过在场的、明显的象，体会背后那无穷无尽的没有说出的意味。元稹的诗“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唐朝的盛世已经过去了，现在非常寥落。通过这个在场的白头宫女，让人想象当年的争宠斗艳，想象唐玄宗时代的繁华，并让人有一种人生感、历史感。

　　现在市场经济繁荣发达的时代，有太多表面的、单纯声色的东西，从中看不出背后有什么高远的、深沉的东西。叶朗写过一篇文章《说不完的红楼梦》。《红楼梦》怎么会说不完？如果只讲典型美，林黛玉的伤感，就只是一种伤感的典型。这是有穷尽的形象。但我们说不完《红楼梦》，是因为通过里面的情节，能看出人生和社会，想到历史和文化。现代社会很多人往往缺乏高远的精神追求，缺乏美的神圣性。叶朗先生以“美的神圣性”来召集一次讨论，我觉得正是针对时代之弊，具有现实的意义。

　　杨振宁（物理学家，清华高等研究院教授）：

　　在我一生的不同阶段里，对于人类跟自然的关系有不同的认知。上世纪50年代，科技的高速发展推动着世界经济高速发展。那时我30多岁，写下了“从极复杂的实验中得出的简单而美丽的对称，给物理学家们很大的鼓励。他们从而相信自然界有规律，而他们希望能理解这些基本的规律”。那个时候，物理学界普遍认为人类可以征服自然。40多年以后，70多岁的我，有了较多的经验。我认为，学物理的人了解了这些描述宇宙基本方程的意义之后，对它们的美的感受是既直接而又复杂的。这些方程式的极度浓缩性和包罗万象的特点，也许可以用威廉·布莱克的不朽名句来描述：“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陈之藩把它翻译成：“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把无穷无尽掌握于手掌，永恒宁非是刹那时光。”

　　有诗人写了首短诗描述牛顿：“自然与自然规律为何黑暗隐蔽，上帝说让牛顿来，一切遂臻光明。”这些颂扬科学的美的文字都还不够，都不足以全面地道出学物理的人面对这些方程的美感。我觉得似乎是缺少一种庄严感，一种神圣感，一种初窥宇宙奥妙的畏惧感，这是筹建哥特教堂的建筑师们所要歌颂的崇高美、灵魂美、宗教美和最终极的美。现在又过了20多年，我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对宇宙、对人生有了新的认知。我现在认为，自然的美是真正的大美，远非渺小的人类所能完全理解的。

　　在美国很多年，我觉得美国大学里的氛围跟中国大学的氛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那里有各领域的人聚在一起讨论学问的风气，而中国有一个倾向就是要专门，不讨论自己领域之外的东西。我很高兴参加这个沙龙，而且也希望叶教授组织这个沙龙可以扩充到更广阔的领域。

　　徐龙飞（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里有一个问题：如果上帝是美，他创造的世界却是不美的，如何解释这个矛盾？哲学家托马斯提出美的三要素说：第一个是“完美”，第二个是“恰当的比例”，第三个是“光”或“明亮”。托马斯认为，能使视觉愉悦的是美的，对于美的思考也是美的。这就是探讨此间世界之美和神圣之美。就像杨振宁先生所说的，美体现着一种秩序。从任何一个事物的角度出发来看，关系都是和谐的，这就是美。美不仅在比例，还要体现神圣的光。光是使人能看到其他事物的东西。托马斯认为，神圣之美不能由人的肉眼去看，只能用心灵去游历，去散步。正如张世英先生说的，这是一种境界。

　　丁方（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我的研究也是从新柏拉图主义开始。作为一个艺术家，如果要追寻美的最高层次，必须放眼全球，放眼人类文明的历史。历史上著名的亚历山大学派有一位代表人物普罗提诺，他将柏拉图名言“美是光辉灿烂，善是理念的太阳”进行了理论的描述，奠定了神学美学的最初基础。在希腊造型传统中已经有了一个共识：美的第一要义是比例。但普罗提诺提出，星光的美并不来自其组成部分的对称。他说，伟大单纯的美是由一种支配物质的、不具有形体的光所赋予的。这个光就是神圣性的理念。在这里，上帝也就是一种弥漫整个宇宙的光辉。与此同时，人类艺术史第一次诞生了圣像。圣人背后的光轮显示出光辉与美感之间的联系。佛陀去世后500多年间没有产生佛像，犍陀罗佛像的创作者正是亚历山大东征以后在印度河流域留下的希腊人。他们信了佛教以后，才造出佛像。这是东西方文明相遇的一个伟大的成就。这种佛像也对西方的圣母像有巨大的影响，很多图像学的资料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陕北佳县香炉寺俯瞰大河彼岸，黄土高原与滔滔大河融于通体金黄之中，其璀璨之美，皆拜夕阳光辉的照耀。当然光退去了以后又有一种悲凉。黄土高原向西便是雄浑广袤的青藏高原。在此我更感受到这种垂直向度是如何挣脱肉身存在的重力，向人们昭示出美感神圣性的源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高的高度。这个地理的高度，应该产生相应的精神高度。在海拔超过5000米的崇山峻岭，我们才感受到中国所谓高山流水、高山仰止的精神气概。我们文明的祖先一定对这个高峰有着深刻的记忆和认识，由此形成了民族的历史、民族精神的骨骼，才有了后来昆仑神话那样博大的胸怀和气势。五代和宋以来的山水画没有越过秦岭，只是神圣山水的一种投影。

　　我认为，目前中国打造新的丝绸之路以及开发大西部，还可以有更深远的文化意义。中国作为世界山结之地，拥有象征着人类崇伟精神的物质高度。由于历史原因，蕴藏于中国山峰内的神圣能量未得到充分的彰显。如今我们站在东西方文明的历史交汇点上，再次谈论美感的神圣性时，便获得了某种超越的可能性。犹如海德格尔所说，诗人的使命就是从子夜时分出发，为寻访神圣而走遍大地。这句话对于今天的中国的艺术家和学者来讲，都有别样的意义。

　　杜维明（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我从精神人文主义的立场谈一下中国思想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观念。按照一般的理解，中国文化受到儒家入世精神的影响，似乎精神性不强，没有希腊、印度的那种超越性，另外过强的历史意识也会削弱人在思想、艺术方面的创造性。但以我最近的思考，儒家入世的生命取向与现在的世俗主义不同。在儒家的传统里有“畏天”和“事天”，这是人存在的基调。

　　人不仅是天地万物的观察者、欣赏者，也是宇宙大化的参与者。《中庸》讲“天命之谓性”，一个人通过自我认识，对自己的内在资源加以充分发挥，他不仅可以和社会、自然有密切的关系，还可以听到天的声音。孟子讲“唯圣人可以践形”，只有圣人可以充分地把人的全貌开发出来。这要经过几个阶段，开始是“可欲之谓善”，是在道德意义上的，然后“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就是大家刚才提到的光辉。在“大”的层次，人的一种敬畏感油然而生。“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这个思路与犹太、希腊、印度有相当的不同。他们是要在人类以上设立一个终极的存在，人必须经过敬仰它，才能够充分体现自己的价值。这种神圣感反映着人和神之间的鸿沟。最近，西方的神学家，还有佛教的学者，都开始接受一个命题，就是地球的神圣性，就是在人类世界的世俗生活中体现最高的价值。在儒家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已经预设了这条思路。

　　从启蒙运动开始发展出的人文主义，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和现代化、全球化结合的思路，也提出了很多非常光辉的价值观，比如说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理性等。人们原来以为中国的思想、价值观和西方的现代性不能配合，就把它给边缘化，现在我们看到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有很多非常精彩的思想。“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是世界观，也是人生观。人的理性必须建构在更深刻、更全面的自我理解之上。这个自我理解的基础，就是人和世界能够感通的仁爱之情。“仁”是一种情，但不是一般的喜怒哀乐层次的情，它是更深刻的，有超越性的情。主客体的对立、身心的对立、凡俗和超越的对立，都要通过“仁”来整合。“仁”也是一种通德，可以把义、礼、智、信、孝、悌、忠都贯通在一起。“仁”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也都没有冲突。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并不仅仅是亚洲的地方价值观，而是人类可以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中西的价值观念要能够互相对话，才可能让人类面对现在最大的挑战。

　　回应一下刚才杨先生提到的问题。现在人类在各个领域知道得越多、越专、越精，感受到的无知也就越多。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有一种谦虚，有一种自觉。人和天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必须考虑的大问题。人不仅是被创造的，而且本身也有创造的潜力。人作为一个共同创造的参与者，“参天之化育”。人也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可怕的破坏者。如果破坏的话，我们不能让上帝或天来负责。天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觉，但绝对不是无所不能。中国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宽广博大的精神人文主义，不仅仅是为了中国、东亚，也是为了全人类的生存。

　　潘公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杜先生讲到，中国人要在现世的人生当中寻找一个精神安顿处。中国的艺术形式，像诗、文、书、画、琴、棋，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当中起的作用有些类似于西方的教堂，协助现世的人生获得超越。

　　我最近参与国家博物馆的课题，对中国文人画史做重新梳理，深入研究中国画中的笔墨在人格修养和绘画发展当中起的作用。“笔墨”的背后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结构。诗文、书画、琴棋的最终目的都是人生修炼，目标就是在群体、历史当中形成的人格理想或者信仰。中国人可能不太关注个人化的创造，更多是从群体的、历史的角度去理解创造。这些思想，我们也是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参照西方的哲学、美学加以对比性的研究，会更有意思、有效果。

　　牛宏宝（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我谈一下审美的神圣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就西方而言，审美的神圣性最先是在世俗与彼岸的关系中间被认识的。启蒙运动以后到我们今天，审美的神圣性主要体现在艺术之中，而不是宗教救赎。这是从早期德国浪漫派开始的，反映着现代性内在的分裂，就是知识与信仰的对立，以及人的思想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对立。在康德哲学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如何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出现。康德设置了一个趣味判断，把认识能力与想象力的和谐统一导向完整的状态。这就已经在宗教意义之外谈论审美的神圣性。霍克海默曾说，艺术自它成为自律以来，就已保持从宗教而来的乌托邦。也就是说，艺术在现代承担了部分在前现代的宗教救赎的使命。德国浪漫派最早提出了神话作为一种救赎的力量。在尼采那里，强调人自身内在的一种力量。艺术救赎的话题在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也得到了延续。我们在没有西方神学思想的背景下谈论这个问题，涉及的主要是语言与真理之间的关系。各位先生从中国古代美学中间所梳理出来的线索，是非常重要的思路。

　　毛宣国（中南大学哲学系教授）：

　　在东西方文化中，神圣性都是文明发展的核心内容。西方文化的神圣性，一种是以宗教意识为核心的神圣性。基督教审美超越感官形象，把美看成上帝光辉的显现。还有另外一种神圣的精神力量，就是源于古希腊文化的科学。跟后来偏于应用的科学不一样，它是一种自由的思考，同样也是超越世俗的。到了现代工业社会，随着技术理性的发展，这两种神圣性都受到了削弱，于是有一种新的神圣性力量出现，就是诗和艺术。很多诗人、哲学家、艺术家秉持着“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的信念，在物欲和功利中焕发出一种精神的神圣性。中国人也讲神圣性，但不是宗教信仰，而更多是一种以人的自然本性和道德本性为基础的神圣性。“神”不在人的世界之外。孔子有“知天命”的思想，不仅有对上天的敬畏，更是内心的沉静。这种美的神圣性更容易走进日常的人生。

　　我们提倡美的神圣性对当下的生活是很有意义的。第一是社会生活形态方面。民俗仪式、节庆狂欢常常有一种神圣性。现在的春节晚会，也可以看作老百姓的节日，有某种民族仪式的味道，但还缺少神圣性的意味。第二是对自然审美，主要是对自然的敬畏之心。第三是艺术审美。艺术有一种批判现实和超越现实的功能，就通向神圣性。通俗艺术也可以有神圣性，体现在对人类健康的审美趣味和高尚道德情操的弘扬和肯定。最后，美的神圣性对于当代道德重建很有意义：不能将审美看成是满足耳目感官的肤浅的东西，而是强调一种充满爱和生命关怀的人生。美学家讲人生境界，引导人们追求一种诗意的、爱的人生，形成一种胸襟气度和高远的精神境界。我觉得这是美的神圣性对当代中国人的意义。

　　杜小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美并不是实在，美的神圣价值在于它是绝对抽象的。勒维纳斯认为只要是“实在”，就会产生“阴影”。美不是实在，或可说美不是艺术本身，不是作品固有的，美是要被“看”出来的，而这个“看”就是福柯的包含着反思和感知的“现象学看”。因此，这样看出来的“美”绝对是不在场的、抽象的，是克服了存在阴影和摆脱了存在“污染”的“美”。美是肉眼视觉看不到的，它和勒维纳斯所说的不在场的上帝一样，正因为他的不在场，更说明了他是确实存在的，也就是神圣的。美绝不可以成为偶像。美如果成为宗教，成为让人顶礼膜拜的至高无上的偶像，就会成为里尔克所说的恐怖的开始。美永远在彼处。刚才丁方教授讲到了迁徙，我觉得特别重要。基督教的传统是要回归精神家园，希伯来传统是一种迁徙，要走到别处，向着永远不能真正达到的那种高度。

　　马凯（诗人）：

　　今天沙龙的主题是美学，参加的有美学家、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等，来自各个学科领域。我想，这恐怕不是偶然的，背后说明美学是一门非常综合学问。那么，科学、道德（伦理学）、艺术、哲学还有宗教等等，这些学科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各处于什么地位、发挥着什么样的社会功能？它们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我觉得科学、道德（伦理学）、艺术、哲学等都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文明进步的产物，同时又影响和推动着人类的文明进步。它们各有其位、各有其用、相互联系、相互推动。如果从它们在人类社会活动中的主体作用或发挥的主要社会功能来看，能不能概括成这么几句：科学求真，道德求善，艺术求美，哲学求道。这四者是不同的，但又是相通的，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不断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趋利避害、造福人类。

　　科学求真。首先要回答和解决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人本身就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在自然界产生、生存和发展。所以人首先要处理与自然的关系。“真”，就是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求真，就是要探求客观规律。首先是探求自然规律，要求人们通过科学来发现规律、尊重规律、敬畏规律，利用规律去造福人类。除了发现自然规律，还要探求社会发展规律，也要顺应社会发展规律。

　　道德求善。它回答和解决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几千年来人类探讨“善”，主要是要寻求人与人相处的最基本的原则。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的是“和为贵”“仁爱”的理念， 1993年召开的世界宗教大会，提出道德的黄金定律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归根结底，也就是这个“善”字。

　　艺术求美。它主要回答和解决人的自我心理的追求，是精神享受。人类社会在发展中除了要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还要处理好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同一般的动物不同，那就是不但要有物质享用，而且要有精神追求。

　　哲学求道。这个“道”就是老子讲的那个大道。哲学它要回答和解决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等方面共性的、普遍性的规律。它源于和存在于科学、道德、美学等等之中，同时又反过来指导这些学科的发展。

　　真、善、美、道，这四者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就拿美与真、善、道的联系来说，科学所求之“真”美不美？我觉得美，非常美。像杨振宁教授讲的，美与物理学是相通的。我看一些书上讲，方程式如果不美的话，爱因斯坦根本没有兴趣去研究。自然科学之美简直是有点神秘，包括数字，包括圆形、球形，妙不可言，那当然美了。道德所求之“善”美不美？也很美。我看《说文解字》里面解释何为“美”，从羊，从大，大羊即是美。还说，美，甘也，与善同意。“善”字笔画里面首先是有羊，即美。人如果有一个善的心肠，就会正确处理和他人的关系，这对自己的心里是一个很大的愉悦。哲学所求之“道”美不美？那更是美的。老子的《道德经》，只有五千言，但那套哲学，字里行间充满了美妙的辩证法。还有《易经》上的阴阳鱼儿的图等，简直妙不可言。我看这些都是相通的。真的神圣性、善的神圣性、美的神圣性、道的神圣性四位一体，才成为大美，给人一种更高的神圣感。

　　叶朗（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

　　从张先生和其他一些先生的发言都可以感受到一种深厚的中西方哲学美学的积淀。“美感的神圣性”向我们揭示了对于至高的美的体验的领悟，是自由心灵的一种超越和飞升，时刻闪耀着一种神性的光辉。对至高美的领悟不应该停留在感性耳目之娱，而应该追求崇高神圣的精神体验和灵魂超越，在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境界中，感受那种崇高神圣的体验。

　　刚才的朋友们谈到美感的神圣性可以来自不同的方面，但我觉得它们有一些共同点：都是一种灵魂的颤动，都指向一种终极的生命意义的领悟，都指向一种喜悦、平静、美好、超脱的精神状态，都指向一种超越个体生命有限存在和有限意义心灵的自由的境界。在这个时候，人不再感到孤独，生命的短暂和有限不再构成对人的精神的威胁或者重压，因为人寻找到了那个永恒存在的生命之源。

　　在神圣性的体验中包含着对“永恒之光”的发现。这种“永恒之光”是精神之光，是内在的心灵之光。这种精神之光照亮了一个原来平凡的世界，比如照亮一片风景，照亮一个森林，照亮了一段音乐，照亮了一首诗歌，照亮了霞光万道的清晨，照亮了落日余晖中的归帆，照亮了一泓清泉，照亮了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照亮了一个平凡世界的全部意义，照亮了通往这个意义世界的人生道路。这种精神之光、心灵之光，向我们呈现出一个最终极的美好的精神归宿。这是“美感的神圣性”所在。

　　领悟“万物一体”的智慧是催生神圣性美感体验的基点，又是实现“天人合一”精神境界的终点。“万物一体”的境界是人生的终极关怀所在，是人生的最高价值所在。“万物一体”的境界是美的根源，也是美的神圣性所在。

　　我们今天讨论“美感的神圣性”的意义何在呢？就是张世英先生说的，我们要赋予人世以神圣性。基督宗教的美指向上帝，我们的美指向人生。美除了应讲究感性形象和形式之外，还应该具有更深层的内蕴。这内蕴根本在于显示人生最高的意义和价值。我非常赞同张世英先生的这种见解。日常生活的万事万物之中包含着无限的生机和美。现实人生中存在着一种绝对价值和神圣价值，而每一个人与这个“无限的生机和美”“绝对价值和神圣价值”正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这种绝对价值和神圣价值的实现不在别处，就存在于我们这个短暂的、有限的人生之中，存在于一朵花、一叶草、一片动人无际的风景之中，存在于有情的众生之中，存在于对于个体生命的有限存在和有限意义的超越之中，存在于我们自我心灵的解放之中。历史上许多大科学家、大哲学家、大艺术家都坚持在现实生活中寻找人生的终极价值，追求美的神圣性。科学家追求美的神圣性，杨振宁先生讲得最好。杨振宁先生说，研究物理学的人从牛顿的运动方程、麦克斯韦方程、爱因斯坦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方程、狄拉克方程、海森堡方程等等这些“造物者的诗篇”中可以获得一种美感，一种庄严感，一种神圣感，一种初窥宇宙奥秘的畏惧感，他们可以从中感受到哥特式教堂想要体现的那种崇高美、灵魂美、宗教美、最终极的美。艺术家追求的美感的神圣性，贝多芬是一个伟大的代表。《第九交响乐》就是心灵的彻悟，《欢乐颂》是超越了生命的本体，超越了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终极的欢乐。贝多芬的音乐启示我们，在经历命运的磨难之后，抬起眼睛，朝着天空，歌颂生命，放下心灵的负担，了解生命的意义，了解我们生存于这个世界的意义。

　　按照我的体会，一个有着高远的精神追求的人必然相信世界上有一种神圣的、绝对的价值存在。他们追求人生的这种神圣的价值，并且在自己的灵魂深处分享这种神圣性。正是这种信念和追求，使他们生发出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生发出对宇宙人生无限的爱。在我们当代中国寻求这种具有精神性、神圣性的美，需要有一大批具有文化责任感的学者、科学家、艺术家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积累，做出反映这个时代精神的创造。（本版内容由中国戏曲学院跨文化交流与管理研究所孙焘整理）

编辑：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