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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人类学终身成就奖“金琮奖”得主乔健:
“文化自觉”是对西方人类学的一种回应
//www.auribault.com 2016-01-08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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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汇报:乔老从事田野调查这么多年,能否结合自己的心得,给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后辈们提一些建议?

  乔健:田野调查最需要的是时间。英国人比较注重田野调查,有些人一辈子就锁定一个地区。比如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就出版了田野调查手册《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Notes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理想的田野调查应该是人类学家深入一个地区居住一年,甚至是两年,但目前国内做人类学研究的,很少有人会在一个地区居住超过三个月。时间太短,田野调查就无法深入。这与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边缘地位也有关系。当然费孝通先生是例外,他研究他的家乡(吴江),去过很多次。我本人研究拿瓦侯,去过两三次,第一次是在1960—1961年,一共住了10个月,10年后的1971回去过一次,1984年又去了一次。

  文汇报:您在讲演中多次提到了费孝通先生,在推动中国人类学学术互动与交流课题上,您和他一同发起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究研讨会”持续时间最久、影响最为深远。

  乔健:1980年,在台湾有一批朋友开始研究“本土化”的问题。那时候称为“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问题”,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由“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支持。会议是在1980年12月开的,我也有文章在出版的书上发表。第二年春天,费孝通先生去澳洲考察,经过香港,我去看他。两人一见面,费先生先问我们在台湾开的那个会,听了我的介绍,他很有兴趣,因为他的老师吴文藻先生当年就提过这个想法,只是没有落实。费先生希望我们继续做下去。

  在他的鼓励下,我们决定从香港开始。1983年定了一个比较开放的名字——“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究研讨会”。第一年并没有具体的题目,费先生建议讨论本土化的问题,我们找了一些关于“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的文章,会后还出了论文集。原则上,每隔两年开一次会。第二届还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题目是“中国家庭及其变迁”,同样出了一本书。到了第三届,也就是1987年,大家表示不要局限于中大,提出让香港大学办一次。费先生当时定下三条规矩:在中国人的地方,用中国话谈论中国的问题。港大是香港最老的大学,平常用英文教学,那次会议(“中国的宗教与伦理”)除了中文和粤语,也允许用英文,结果费先生很不开心。后来决定由我来筹办。第四届因故推迟到1993年,在苏州召开。第五届在花莲,由于两岸局势的复杂性,我们先在香港办了开幕式,宣读费先生的论文,然后去台湾开会,费先生本人没有前往。第六、第七届都在内地举办。

  到了第八届,费先生提议放在上海,因为上海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地区,他的好朋友钱伟长又是上海大学的校长。会议原定在4月召开,费先生提早到了上海,谁知那年爆发了“非典”,会议被迫延后。结果费先生去广州时不幸患了感冒,住院期间,他不忘写信来祝贺和道歉,他的文章还被收录了论文集。

  费先生过世前,我去看过他,他在睡觉(事实上已经昏迷),没有办法讲话,很可惜。从1981年初的第一次见面,到最后一次开会,我们在一起相处了20多年,经常为了开这个会联系,彼此也很了解。他实际上是我最后的中国老师,一个极其重要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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