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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是创新的供给侧
——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杨卫
//www.auribault.com 2016-01-22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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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华伟制图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创新作为“十三五”时期必须牢固树立的五大发展理念之首,要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

  “十三五”期间,科技创新怎样在全面创新中发挥引领作用?阻碍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如何清除、思想藩篱如何拆掉?科研经费如何高效使用?论文造假等学术不端现象如何杜绝?如何为科研人员创造潜心科研的自由空间?怎样让知识产权保护不再难,使创新主体的创新劳动获得应有的收益?

  围绕这些热点话题,本报记者日前独家采访了我国科技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请他们畅谈打算,敬请关注。

  ——编者

  基础研究是创新的供给侧,创新是创新驱动的供给侧,而创新驱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供给侧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基础研究能发挥什么作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杨卫从供给需求关系、新常态下经济形势、创新与生产力这三个角度具体说明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首先,基础研究是根本“供给侧”。“基础研究是‘供给侧的供给侧的供给侧’。”杨卫这样定位。

  “基础研究是创新的供给侧,创新是创新驱动的供给侧,而创新驱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供给侧。”杨卫从“供给”角度出发,对四者关系进行了层级分析。经济三驾马车“外贸、投资和内需”的结构比例发生变化,需求侧的变化要求供给侧作出适应性调整。创新驱动积蓄着长远发展的原动力,能够支撑和引领新经济,属于“供给侧”。而创新驱动由“创新”和“驱动”两部分构成。创新通常由高校、研究所和企业的专业人员承担,而驱动则由政府、企业管理层和金融投资者主导。创新涵盖多种科学研究,而基础研究是科学之本、技术之源,是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根本途径,是无可替代的“源头供给”。

  “追本溯源,稳固经济社会发展基石,筑牢国家科学技术大厦,需对基础研究实行长期稳定支持和超前部署。”杨卫说。

  其次,基础研究是适应新常态的有效途径。

  “用基础研究引发可产生链式反应的科学突破,可延续甚至突破经济新常态。”杨卫结合经济新常态特点,强调“用需求牵引发展”。他进一步说明,当前科技创新多呈点状、分散状和渐进式,星罗棋布,各自为政。目前缺乏爆发式进步,像“核物理”一样激发链式反应,带动全局变革。“科技创新在经济新常态中肩负引领作用,它往哪里领,经济就向哪里流。”杨卫举例,正是大数据技术的突破,才带来“互联网+”新兴产业的迅速崛起。“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要靠基础研究带来的科技变化,如果真的出现颠覆性的链式反应成果,就有可能突破新常态。”

  再次,基础研究是实现创新的最高阶段——源头创新的唯一途径。

  “如果总按别人的路线走,永远追不上别人,我们要做自己的路线图制定者。”杨卫认为,基础研究是实现生产力超车的唯一途径。他将创新分成四层“阶梯”:管理型创新、开发式创新、技术型创新和源头式创新。这四个“阶梯”自下而上,难度增大,对生产力的推动逐级提升。第一种管理型创新,只是从别国引进科学技术,进行管理效率上的创新;第二种开发式创新对别人的技术进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或集成式创新,但不涉及新的技术突破;第三种技术型创新是突破关键性技术,技术是自己的,但没有涉及科学层面的原理创新,其源头知识来自他人;而最高“阶梯”——源头式创新,真正是从基础研究衍生出来,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科学突破。

  “就像比赛跑步,想要超过前面的选手,就要换一个跑道‘弯道超车’,沿着别人的轨迹追,怎么可能追上去?”杨卫认为,凭借劳动力和管理优势拿下“世界第一”难以持久,想要实现源头创新,在科学和技术上领跑世界,就必须依靠基础研究。

  在这种创新发展的历史机遇面前,科学基金承担着支持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培养人才和团队、推动学科交叉等重要职责,是全面培养源头创新能力的主要战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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