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问题的研究要放到文化层面上加以深入分析才能抵达本质

　　辽宁日报：伴随着中国崛起，把发展优势转化为相应的话语优势越来越成为共识。应怎样理解话语问题？

　　杨生平：话语就是通过对同一事物不同表达所形成的陈述系列整体研究后提炼出的关于这个事物的书写或言说。我们探讨“话语”至少涉及三个问题，即讲什么、怎么讲以及这种讲法所引起的社会后果是什么。

　　辽宁日报：目前，对话语问题研究比较多的是语言学，从这个角度分析中国话语效果如何？

　　杨生平：对中国话语体系的研究，不能局限在语言学，因为单纯分析语义、语用、语境，抵达不了本质，上升不到境界。比如中国道路的话语体系，不仅涉及对中国道路的表述，而且涉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结构和权力关系。再如我们讲共同价值，与西方的“普世价值”有什么区别，从语言学层面就很难理解透彻。从话语体系建构来看，西方的“普世价值”是把他们所理解的那样一种东西当成普遍共同的东西加以强制推行，而我们讲的共同价值是从“不同”当中提炼出来的“同”，是放在历史维度中的，指的是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会有那么一些共通的东西。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共同价值的同时总是讲到“命运共同体”。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主张共同价值但不主张强制推广，我们尊重不同国家的选择。

　　实际上，话语问题的凸显与文化意义的凸显相伴随。当今社会，文化对物质生产的影响不仅是指狭义的文化产业，而且会让所有物质产品增添文化附加值，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要放到文化层面上去加以深入研究。

　　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辽宁日报：具体来说，应该怎样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杨生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至少应分为三个层面，即宏观、中观和微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不仅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而且表现在社会领域的多个层面与多个层次上。它的建构应该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从社会总体发展层面、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结构层面与具体社会问题层面来全面展开。就社会总体发展层面来说，应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话语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话语体系；就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结构层面来说，应该构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社会科学为核心的话语体系，这些问题往往要上升到科学的层面，也需要通过科学来解决，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观话语体系；就具体社会问题来说，特别是热点与焦点问题，应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话语体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微观话语体系。宏观话语与中观话语自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的重点。只有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体系和人文社会科学，才能更好地引领我国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等方面建设，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国际上，可以占领理论制高点，获得话语权，传播中国声音，增强国际影响力与吸引力。

　　辽宁日报：以往我们似乎更多地注重宏观层面的建构，实际上微观层面的建构也不可忽视，需下大力气。

　　杨生平：的确，微观话语体系建构十分重要。微观话语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的构建与否以及构建得合理与否，直接影响人们对社会和生活的评价与看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可以左右社会舆论，关系到社会稳定。此外，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微观话语往往随时可能成为国际舆论关注与争论的焦点。若处理不慎，可能导致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被动结局。

　　从科学宗教生活方面把握西方话语体系的实质与特点

　　辽宁日报：比较而言，西方话语体系的建构有哪些特点？

　　杨生平：仔细研究可发现，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的打法有个新特点，就是从原来的公开亮牌到现在的更隐晦更巧妙地渗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视话语体系在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建构。

　　我把西方意识形态的这种打法概括为“三大制造”。第一是科学制造，它不谈意识形态，而是谈科学。比如政治学，它告诉你这是一门学科或科学，既然是学科就有学科定义，既然是科学就有科学标准，定义和标准都由它给出。这就是强势话语，强制要求别人都遵从，由此形成了一套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制造理论和话语体系。第二是宗教制造，它不谈政治，而是谈宗教。宗教要求有信念和信仰，反过来，信念和信仰又必须通过宗教来完成，按照这种逻辑自然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人没有信仰，你要有信仰就只能信宗教。第三是生活制造，它不谈观念，而是谈生活。尤其这些年，它更多地谈生活方式、休闲方式、娱乐方式，这些已不再是纯粹个人化的，而是全部进入资本的轨道。一个国家用一种生活方式去引领全球，不仅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而且攫取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以美国自信只靠“三片”（薯片、芯片和好莱坞大片）就能打遍天下无敌手。

　　辽宁日报：这里面有哪些问题值得警醒和反思？

　　杨生平：这里面需要注意的问题很多。科学制造，涉及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否被西方话语所宰制？对此要有两个判断：第一，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从宏观上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放眼世界，没有别的任何主义能从宏观上解决中国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第二，在中观和微观领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存在危机。这里有很多新问题，是传统马克思主义不能完全预见和解决的，完全套用西方理论就会导致话语宰制，因此要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繁荣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按照宗教制造的逻辑，中国就没有信仰，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是非常危险的，精神贫瘠的民族注定难以走得更远。但信念和信仰一定要通过西方式的宗教加以解决吗？比如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恰恰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提供信念和信仰，但儒家思想绝不是西方式的宗教。生活方式显然是文化问题，是非典型的意识形态问题，经过生活制造这样一种转换，自然带来“淡化意识形态论”，认为生活方式、休闲方式、娱乐方式只是文化，而与意识形态无关，这就很有问题。这里涉及到一个概念，就是意识形态的功能。生活方式等尽管本身不是意识形态，但一旦与意识形态沾边，就带有意识形态的功能。

　　基于开放包容文化而进行有效融合是话语体系建构的着力点

　　辽宁日报：今天，我们对话语体系建构的要求愈加迫切，这自然与文化自信带来的底气有关。但也有人质疑，我们到底有没有文化自信的资本？

　　杨生平：我认为有这个理由。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这不是说时间长就自信，不是说古老就有价值，而是说这个古老的文化仍然具备时代价值，能够不断适应当下的需求，所以一直未曾断流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了独特的中华文明，创造了“大同”“小康”这样的核心理念，塑造了辉煌的国家盛世。这就表明，文化不仅是一种资源，而且能改变国力，使国家强盛。从世界范围看，中国思想对西方启蒙思想家影响很大，以理性为内核的启蒙思想深受中国文化的滋养。同时，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和当代价值正在凸显。比如，生态问题、人际关系问题，中国思想对解决全球问题具有重要启示。其次，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不局限于某些精神品质，如不怕牺牲、勇于奉献。更要看到，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这些文化不仅是意识形态文化，而且已经变成生活文化。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传统文化如果不经过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转换，也是有问题的。近几年社会上有复归传统的现象，如果简单地主张“回到过去”，是很危险的。中国人具有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文化心态和文化精神，这才是最重要的。事实证明，中国56个民族之所以融合得比较好，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本身就是融合性的，能吸收不同文化的优点，合理吸收并加以改造。近代以来，中国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反思，构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新文化。这个过程表明，我们有文化经历的痛苦，也有文化选择的经验，更有构建新文化的自信。

　　辽宁日报：接下来构建话语体系应该着力解决什么问题？

　　杨生平：当代中国属于创建的时代，要解决话语体系建构问题，首先就要解决文化的源头活水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不断产生创新创造。文化自信的重要目标是构建适应时代发展的文化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能指导国家建设乃至百姓的个人生活。现在的问题是，话语之间缺少融合，马克思主义是一套，传统文化是一套，没有有效融合，没有创造新概念。因此，这个工作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