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特级教师顾泠沅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有人预测，知识的传播将由新的数字技术取代，教师职业注定会逐步消亡。

　　然而，75岁高龄、坚持“青浦实验”教育改革40多年的顾泠沅却坚定地认为，教育岂止是知识的传递，它归根到底是一个“明白之人使人明白”的过程，任何时候，教师职业都事关重大。

　　并非一开始就想当老师

　　解放周末：您是从小就想当老师的吗？

　　顾泠沅：人生旅程没有预售票。我从小对科学感兴趣，并非一开始就想当老师。我当老师先是随遇而安，再是乐在其中，至今欲罢不能。贯串其中的是一种家国情结，这种情结与学校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是在江苏一个小镇上念小学和初中的。念书第一年是在私塾，第二年进了新学校。走进新学校，一切都是新的。记得课文里讲中国的地大物博，讲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还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初中毕业正值新中国成立10周年，有位同学在我的留言簿扉页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八个大字：“为了祖国，为了民族”，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后来在吴江县城上高中，我遇到了一位让我印象深刻的历史老师，听他在课堂上讲述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史，我心头增加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沉重感。当时，尽管遇上“三年困难时期”，大家非但不泄气，反而更加勤学苦练、奋发图强。

　　高中毕业我本想报考自然科学类的专业。物理老师对我说：你将来想搞理科的话，首先要学好数学，打好数学基础。所以我后来报考了复旦大学数学系，也如愿考上了，遇到了影响我人生的导师苏步青先生。

　　解放周末：苏老亲自给本科生上课吗？

　　顾泠沅：苏老那时是数学界权威，经常来给我们开讲座。我记得他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都要好好锻炼身体，将来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于是，我们每天一大早就起来跑步，全班大约有1/6的人坚持洗冷水澡，我也是其中之一。到2017年，我工作整整50年了，终于实现了苏老说的“健康工作50年”。

　　解放周末：毕业后您是怎样当上老师的呢？

　　顾泠沅：1966年，“文革”开始了，大学里不再上课。后来，我就天天泡图书馆。那时不能看业务书，只能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我还找了与此有关的大量材料来读，写了厚厚一本科学史笔记。这对我后来从事教育和研究工作有非常大的帮助。

　　1967年，我被分配到上海远郊的一所小学校里当老师。我到那里一看，学校设在一座尼姑庵里，总共有六七十个孩子。我被安排教语文，当时的教材只有《语录本》，我于是自己选了一些爱国主义内容的故事作为辅助教材给孩子读。孩子们很感兴趣，语文水平也就上去了。后来领导来检查工作，发现这里的孩子写作水平普遍较高，决定让我在农村拉线广播中介绍语文教育的经验，我为此激动了一个星期。再后来，经常有人来听我的语文课。从那以后，我的命运就被彻底改变了。

　当场立下“军令状”

　　解放周末：为什么说您的命运被改变了？

　　顾泠沅：一开始，我当老师是出于偶然，也没想过一辈子从事教育工作；但1972年，我被正式调到青浦县教师进修学校，踏入了教研工作的大门，从那时起一直干到今天。

　　我是学数学的，于是我主动要求先留在学校当两年数学老师，然后开始负责全县的数学教育工作。1977年，“文革”已结束，闻讯马上就要恢复高考，因此我在青浦组织了一次全县高中毕业生数学统考。当时一共有4373名高中毕业生，考试的题目并不难，但是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平均分只有11.1分，0分的比例高达23.5%。痛心疾首之下，我写了一份关于青浦县数学教育质量的情况报告交了上去。

　解放周末：您那时候多少岁？

　　顾泠沅：33岁，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在青浦县教师进修学校的教研室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数学教研员而已。但是，当时我有一帮要好的朋友，都是学校里的数学骨干，大家跃跃欲试，很想做一点事。

　　很快机遇就来了。当时县教育局有个姓施的局长，是教育家陈鹤琴先生的学生，很懂教育，“文革”之后重新出来工作。1977年的一天，他打电话到教师进修学校，指名道姓让我去他的办公室。

　　我们之间的谈话很短，一共只有20分钟。施局长说：顾老师，最近你写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写得很好。你写这个报告，是不是想要改变这个面貌？我说：如果不想改变面貌，我写这个东西干什么？他说：很好，我也想改变，你数学学科带个头，干不干？我说：我一定好好干。施局长接着说，目标是不拖上海市的后腿，达到全市平均水平。他问我几年可以达到目标。我想了想，中学里有一篇语文课文，其中讲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于是我说：你给我10年时间，我一定达到目标。他从抽屉里拿出纸笔，当场让我立下了军令状。

解放周末：这就是“青浦实验”的开端？

　　顾泠沅：对。现在回过头去看，当初之所以促使我搞“青浦实验”并把它坚持下来，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一是家国情怀。如果身上没有“为了祖国，为了民族”的家国情怀，是很难坚持40多年开展这项教育改革的。二是理论基础。当年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做科学史笔记，其实就是实践论的世界观与认识论的学习，这对于指导教育改革有着很现实的作用。

　寻找学习的关键期

　　解放周末：要实现十年之约，您从哪里入手？

　　顾泠沅：一开始，施局长就给我们出了这样一个题目：孩子的学习有没有特别重要的关键时期？他说，抓问题要抓“牛鼻子”，找到了孩子学习的几个关键时期，就可以有针对性地下功夫。

　　当时我们没有教育统计的概念，我就借鉴医学统计的方式，决定先从调查研究干起。我背着铺盖，有时坐船，有时步行，深入青浦的各个乡村学校。白天听课，晚上就睡在学校里，被子一摊就是一夜。

　　这个调查研究整整花了3年时间，远比想象的要艰难。比如，我们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农村的孩子比城里的孩子笨，没法教。于是，我们选择了100名幼儿，包括50名农村幼儿和50名城里幼儿进行测量和比较。

　　我们设计了有关语言的题目，让孩子跟着老师复述句子，句子的字数不断增加。结果，农村孩子说到7个字的句子就不会念了，城里的孩子说到21个字的句子还比较流利。这是什么原因？我们去一个个幼儿园实地调查，发现城里幼儿园的教师大多是师范毕业，而农村所谓的幼儿园就是仓库，教师一般是队里丧失了劳动力的农民，没什么文化，一天也不和孩子们说几句话，所以孩子们的语言水平非常有限。我们又设计了树叶分类的活动，这回农村孩子比城里孩子快得多。这是因为城里孩子没见过那么多树叶。再有，我们设计了买东西的活动，给孩子1元钱，问买完东西能找回多少钱。这一回，农村孩子的水平和速度也比城里孩子高。因为在农村，孩子们都是自己去小商店买东西，而城里孩子则是由家长买的。

　　经过一系列调查和研究，我们发现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并没有智力上的太大差别。而且，学龄前正是孩子学习的一个关键期，这段时间如果错过了，后面是难以弥补的。

解放周末：“青浦实验”不仅仅是数学教育改革，而且是一项整体性的教育改革？

　　顾泠沅：是的。我们最终找到了影响孩子学习的3个关键期。一个是学龄前的启蒙期，这段时期主要是培养孩子的观察、动手、动口、动脑和交往能力。第二个关键期是小学的中段时期，也就是三四年级，这是孩子自我意识的形成期。当时小学一共六个年级，低年级的起点老师、高年级的把关老师都比较受重视，水平一般的老师放在三四年级，恰恰与教育规律相背离。第三个关键期是中学的低年段，不在高中，而是在初一、初二，因为这段时间是学生从少年到青年的转变期，可塑性特别大，尤其对数学来说，是从直观思维转到逻辑思维的关键期。

　　1986年，美国著名的教育家布鲁姆来到中国，我就这三个关键期与他交换意见。他说了一句话：“你在东方搞了10年，我在西方搞了40年，所得的结论几乎一致。”

　　找到3个关键期后，我们有针对性地实施了3项措施。第一，增加对农村幼儿园及幼儿教师的投入。第二，教育局每年都到小学中段去进行教学质量检查。第三，中学把教研的主要力量集中在初一、初二，学生有了一种自主学习的习惯后，高中学习自然水到渠成。

在听课中听出名堂

　　解放周末：听说，您在3年的调查时间里听了数百堂课？

　　顾泠沅：我没有具体统计过。当时一周工作6天，我花2天时间完成本职教研工作，其余时间都在学校里听课、调研和讨论。

解放周末：听课能听出什么“门道”？

　　顾泠沅：听课不是简单地听，而是要听出名堂。比如，第三个关键期初一、初二的课应该怎么上？我们找了50位任课老师，在3年时间里不定期地连续听课。因为只听一堂课没用，有的老师见有人来听课就准备得很充分，也有的老师的课听起来并不精彩，但是效果很好。所以，只有仔细听课，才能听出教师的优点和不足。

　　我当时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农村老师，她姓陆。那时候数学低分的学生太多是个突出问题，可这个陆老师的班里竟然没有一个差生。我去听了陆老师的课，发现没什么特别。课后我问她：你有什么地方和别的老师不一样？她说：我性子急，今天的作业一定要今天批改完。我看她批改作业，有时候很快，有时候却很慢。她对我说：作业最能说明学生到底有没有掌握这节课的知识。如果1/3以上的学生作业反映出他们没掌握知识，那么我明天宁可放缓进度，也要重新讲清楚；如果发现仅有少数学生有问题，我就采取面对面批改作业的方法，让学生把知识点弄懂。

　　我听了以后如获至宝。因为我们此前对低分学生进行抽样调查，每天观察他们的作业完成情况，结果发现，低分学生大致是这样形成的——某个知识点不懂，然后问题累积，到一定程度造成脱节，最后老师对这个孩子丧失信心。而陆老师“及时反馈教学效果”的经验，正是可以“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就这样，我们实验小组把3年调查研究收集整理的160多条经验，再花了一年半时间进行筛选，最终总结出以下4条有效的教学原理：一，让学生在迫切要求之下学习（情感意志）；二，组织好课堂教学层次和顺序（有序推进）；三，指导学生开展尝试探索的活动（尝试活动）；四，及时了解学习效果、随时反馈调节（及时反馈）。

解放周末：这些都是从实践中凝练出来的宝贵经验。

　　顾泠沅：是的。接下来是3年实验阶段。为了让教育实验更加严谨，我们在5所学校分设了5个实验班和5个对照班，一共440名学生，10个班级的起点完全一样，师资力量也一样。实验重点聚焦在尝试活动和及时反馈上，同时还设计了大量的课堂改进微型实验。

　　3年后，该项实验的报告显示，实验班的学生在各个阶段测试成绩的合格率、优秀率都高于对照班。随后，研究成果在青浦县所有中小学开始推广和应用。

　　1987年，青浦全县教育改革取得了初步成功，教育质量合格率从1979年的16%提高到85%，比当时上海全市的合格率68%高了17个百分点，实现了我们当初设想的目标。1992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推广现场会上，国家教委肯定了青浦经验是基础教育改革的一项重大成果。

理念推广是难点

　　解放周末：在“青浦实验”开展的整个过程中，最难的是什么？

　　顾泠沅：最难的是推广。原来我们预计需要3年时间进行推广，但实际做下来完不成，所以延长到8年。事实上，“青浦实验”从1977年开始，一直到1992年，经历了15年时间才算告一段落。

　　解放周末：难在哪里？

　　顾泠沅：难在老师们的全员参与。其实，任何教育改革和实验，设计实验方法不难，调查研究不难，总结经验也不难，难就难在要动员所有老师一起参与改革，改变原有的教学模式。

　　比如，在我刚才讲的四个教学原理中，尝试活动和及时反馈是核心。所谓尝试活动，就是一种启发式、活动式的教学模式，它与我国以往的注入式教学模式完全不同。我们曾经在初一年级设计了这样一个实验：3个班级分别采用3种不同的教学模式——A班是启发式加反馈，B班是注入式加反馈，C班是注入式不反馈。结果一年下来，B班考试分数最高，A班其次，C班最低。有些老师就对我说：启发学生自己思考自己做，花了那么大的力气，还不如我直接告诉他们怎么做题，分数反而高。于是，我们又设计了思维能力测试题目，这一次，A班的成绩最好。但老师们又说：通常考试又不考思维能力，思维能力再好也没用。所以，要把新的教育理念推广开来，真的很难。

解放周末：在最难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放弃？

　　顾泠沅：从来没有，我这个人就是有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非要把事情做好不可。在8年推广的过程中，我走遍了全县大量的中小学，亲自带着老师们一起做，我相信改变总是会一点一点发生的。后来，我们又成立了青浦实验研究所，通过这个实验研究所继续推进教育实验和改革。

　　从1990年开始，我们持续28年对青浦全体八年级学生进行数学能力测量，数据处理采用大数据因子分析技术。1990年第一次测量时，发现学生存在偏记忆、轻理解和地域不均衡等现象；经过17年的努力，2007年第二次测量时，这些问题都有了明显改善，但是学生的探究和创新能力仍显不足。2018年第三次测量，难点终于有所突破，学生的探究能力有了11.31个百分点的提升。这个突破性的实验成果，让我感到欣慰。

　　在我心目中，历经40多年，“青浦实验”才算真正获得了成功。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

　　解放周末：这场实验为什么要做这么久？

　　顾泠沅：教育太复杂了，涉及方方面面，要真正解决教育中出现的问题，急功近利肯定是做不好的。

解放周末：您从这场实验中得出的最主要的结论是什么？

　　顾泠沅：我认为，在基础教育领域，中国的数学教育质量在世界上是比较领先的。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绩，关键在于教师，这是“教师带动下的学生本位学习”。

　　最初在进行“青浦实验”的过程中，我们感觉到，如果不抓教师，只抓学生，实验根本没法落到实处。在中小学阶段，完全靠学生自我学习、自我评价，这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后来，搞了这么多年改革实验和教育研究，我渐渐发现，教育归根到底是一个“明白之人使人明白”的过程，“明白”不仅是做学问，而且是做人。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教师都事关重大。

解放周末：面向未来，在促进教师成长方面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顾泠沅：经过反复实践论证，特别是研究了我国众多优秀教师的成长历程之后，我发现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在“课堂拼搏”中学会教学的。它带来的启示是，源于教学实践的案例与研究，而后回归教学实践的行动与反思，对教师成长的作用最大。这也是中国式教研的特色。

　　中国的教研有两个特有的文化根源。一是“相观而善”的实务切磋。中国老师之间从来就是你看我、我看你，互相切磋改进。二是“自反”“自强”的悟性自足。“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知困惑然后能自强。因此，中国式教研立足实践，通过经验共享和理性共建，形成了一条有效提升教师专业水准的行动路线。我们要继续发挥中国教研的独特优势，树立全球眼光，努力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开拓教师多元学习、教学创新的巨大空间，让教育变得越来越精彩。

　　（顾泠沅，1944年出生，江苏吴江人。196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1993年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先后在上海市青浦县任中学教师、教师进修学校校长等职，1998年调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任副院长。特级教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教育功臣，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