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之所以格外引人关注和瞩目，就在于深刻论述和部署了“全面深化改革”。毫无疑问，“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是此次全会的鲜明标识，是指导我们今后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也标志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是不言而喻的，而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则是鲜明的重要特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要突出“全面深化改革”，强调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值得我们认真深思和学习领会，这也是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基点。

　　确立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和任务，首先在于现实的客观需要

　　大家知道，经过３５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我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国民经济人均６０００多美元，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创造中国奇迹的根本原因，这是当代中国发展实践给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正如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的：“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发展之后，面临着发展的瓶颈和成长的烦恼。我们的现代化是和工业化同时进行，工业化和信息化同步发展，再加上经济转型和社会转轨的因素，遇到的矛盾和困难世所罕见，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前所未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历经工业化、现代化的上百年和几百年中渐次出现的不同阶段的矛盾和问题，集中出现在我们的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经济社会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自然资源紧缺、环境污染严重以及消极腐败现象多发等问题接踵而来。特别是这些矛盾和问题，往往错综复杂、新旧交织、盘根错节、缠绕叠加，使得我们处于“两难”的选择。着眼经济改革时，既要考虑发展的速度，又要考虑环境的承载力；着眼推进城镇化时，既要考虑打破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结构，又要考虑大中小城市的承载和容纳能力；着眼城乡统筹改革时，既要考虑缩小城乡差别，又要考虑实际的财力物力；着眼能源、水电等资源价格改革时，既要考虑市场机制、行业利益，又要考虑社会大众尤其是困难群体的承受能力；着眼住房改革时，既要考虑房地产业的利益和发展，又要考虑中低收入人群的房屋需求和承受能力；着眼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时，既要考虑社会的广覆盖，又要考虑保障的基本标准；着眼计划生育改革时，既要考虑防止人口过快增长，又要考虑中国老龄化社会到来的现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局面，改革措施的制定和政策的出台必须注重相互照应，统筹兼顾，突出全面性，体现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能顾此失彼。尤其是面对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攻坚克难、涉险迈坎的任务更加艰巨，这就决定了要以更大的决心、智慧和力度全面推进和深化改革，靠全面深化改革赢得发展的新优势。

　　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绝不是主观头脑的产物，也不是感情方面的偏好，是因运而生、顺势而为，适应客观现实需要的结果，是深深植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基础之上的，是我们党应对新情况、新挑战，克服各种困难和风险，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们幸福中国梦的有力回应。

　　确立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和任务，还在于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含纳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开启于１９７８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从那时算起的。以这以后的党的历届代表大会和届中的全会为例，回顾梳理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党根据一个时期或阶段的形势和任务，都曾分别就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重大问题作出过论述和部署。

　　１９８４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述确立了改革由农村走向城市，确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方针政策；１９８７年的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事议程，讨论和确立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１９９３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方向；１９９８年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阐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针政策；２００３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制定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思路和新举措；２００４年的十六届四中全会、２００９年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分别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专门就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作出部署。２００６年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加强社会管理和创新作出部署。２００８年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阐述和确立了完善土地流转，加强农村制度建设的方针政策。２０１１年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从以上简述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是在３５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不管国内环境条件怎样变化，也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始终是我们党历届代表大会和届中全会的重要内容，是一以贯之、毫不动摇的基本国策，改革开放的主题始终不变，始终伴随着中国的发展、推动着中国的发展；二是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国内环境，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改革开放在不同时期或阶段也会有不同的侧重点，我们党适时召开全会审议和部署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重大改革措施；三是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是由浅入深、由乡村到城市、由经济领域不断向政治领域、社会管理领域、文化领域、生态领域、党的建设领域、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等拓展，范围越来越广，领域越来越宽，力度也越来越大。

　　联系对比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来看，尽管我们党也始终强调改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改革是全面的，但讨论审议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突出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应该说是第一次，从而使全面深化改革这一时代特征十分鲜明。我们一方面看到，全会通过的《决定》，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彰显了我们党对改革开放的决心、信心和新的自觉；另一方面也看到，全会突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系统部署了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毫无疑问是党根据当前变化发展的国际国内形势和任务作出的重大决策，但同时从历史的回顾和梳理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重大决策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是从改革开放的历史中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是一个由浅入深、由单项到多项再到全面的深化的发展过程，标志着改革领域的不断拓展、不断深入，直到今天呈现更广范围、更宽领域、更大强度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特征。这一时代特征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兴旺壮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反映，体现了历史和现实中的改革开放，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与时俱进的。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改革的实践呈现由浅入深、不断拓展直至今天全面深化的历史进程。何以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运动，这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破除思想观念僵化和体制机制障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生产力从来都是一定生产关系下的生产力。推进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然要引起生产关系某些重要环节的调整，引起生产关系总和即经济基础某些重要领域、上层建筑某些重要方面的变革。正是从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出发，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发展，我们党始终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适时并积极推进意识形态领域的观念变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诸多领域的改革，使不同领域的改革相互促进、彼此协调、共同发展，由此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形成今天的“五位一体”的战略总体布局。《决定》明确阐述了这点，指出我们党“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这一历史进程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以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引领全面改革的深化，这是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

　　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没有重点，重点是什么？《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里的关键在于“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显而易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改革的龙头工程、引领工程，是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位置，是牵一发动全身、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越来越突出，越来越紧迫，这是一个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和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一方面，政府行政管理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的事情，存在着管得多、管得滥的“越位”问题，造成市场和社会缺乏应有的活力和创造力；另一方面，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面对日趋复杂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面对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多样化的人群，政府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保护环境的责任和任务很重。特别是我国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国情，所赋予政府的行政管理重任和责任，更要远远大于和超过其他市场经济发达和成熟的国家。既要保持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又要保持经济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政府行政管理举措得当，事半功倍，举措失当，事倍功半，无论正面看还是负面看，都说明行政管理的作用举足轻重、改革至关紧要。

　　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突出自我变革的意识和责任，这是由政府所处的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心位置所决定的。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社会的改革需要政府的主导、引领和组织实施，另一方面随着诸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日益突出，政府管理体制已成为改革的对象；一方面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职能的加大彰显政府行政管理的作用，而另一方面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保持经济社会活力，体现社会公平正义也同样加大了政府行政管理的责任和义务；一方面政府管理要按照效率和公平原则调整利益格局，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政府的部门和人员也处在利益格局的调整之中，面临很多诱惑，以权谋私的风险加大，廉洁自律的要求更高。由此可见，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面临的矛盾很多、焦点集中，处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之中。这种客观情势，决定了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仅要积极推动，而且要有自我改革的意识和责任。

　　在各种矛盾交织的复杂情况下，在需要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下推进改革，就更加需要强调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自我改革意识和责任。只有政府加大行政管理体制自我改革的意识和责任，担当起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角和重任，才能破除和克服各种思想障碍和其他障碍，积极而稳妥地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解决好政府行政管理存在的“越位”、“错位”、“缺位”等问题，既简政放权，市场能办的交给市场，社会能办的交给社会，增强市场和社会的活力，又把该管的事管住、管好、管到位，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市场的秩序，唱好唱响引领全面深化改革这台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头大戏，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动力和保障，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的全面改革和发展提供动力和保障。

　　（作者为求是杂志社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