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启蒙之间是什么关系？

　　国内外有人写文章“论证”马克思主义违反启蒙运动精神，但他们没有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德国古典哲学）恰恰是西方启蒙运动三个阶段（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德国思想革命）的主要理论形式，也没有认真看待中国近现代启蒙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所谓“激进主义”，在一些人看来就是五四时期俄国革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令这些人痛心疾首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之后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一位美籍华人学者回忆说：“时至今日，一提起五四运动，常会引起台湾不少人的憎恶之情，他们之所以憎恶五四，最现实的理由是它促进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兴起”。其实，国民党失去政权时的这种憎恶在它取得政权时就已暴露无遗，其宣传部长在1928年说：“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但共产革命把社会风尚“搅成落花流水”。基于同样的立场，蒋介石在1943年《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把他的建国纲领建立在“四维八德”的思想基础之上，目的是“昌明我国固有的人伦关系，即所谓五伦”。

　　历史无情的逻辑是：既然国民党当权派抛弃了五四精神，经过启蒙洗礼的新一代就要抛弃他们。中国共产党因势利导，在1927年之后开展“两种革命”，即“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针对伪满洲国遗老用“王道仁义”的奴化教育配合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谬论，也针对蒋介石集团营造复古氛围的“新生活运动”，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在1936年发起“新启蒙运动”，用“启蒙运动”界定五四运动的性质，并主张把文化上的理性主义、思想上的自由解放、政治上的民主主义与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实现启蒙与救亡的高度统一。

　　与此相反，蒋介石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看作苏俄恶意输入的、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理论，一厢情愿地把“道统”和“治统”等同于“中国文化固有的道德价值”和“复兴民族”的基础，最终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他到台湾后承认：“我们同共产党的较量，不仅是输在军事上，乃是人心上的失败。一本书（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搞垮了我们的思想战线！”但他至死也没有弄明白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批判启蒙，超越启蒙，还是继续解放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实现了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救亡”这个前提。完成现代化下一阶段的建设任务，是否也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答案是肯定的。

　　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1978年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其世界性在于广泛吸收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论资源，其现代性在于摸清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现代化建设方向，其划时代的进步意义在于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其民族性在于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

　　在思想不断解放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始终有批判五四、超越启蒙、反对现代性的思潮。这股思潮不但在故纸堆中翻出“中华道统”的陈腐教条，而且有西化的时髦外衣，还从美国汉学界搬来了“论证”中国人必然不能脱离专制的思路。这股思潮将自身标榜为“文化保守主义”，其实是把现代文化保守主义与腐朽的复古主义混为一谈；或借助“现代性批判”“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西方话语，其实正如马克思当年所言，他们“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

　　这股思潮有形形色色的表现形式。如说五四运动割裂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脉，用理性的名义制造新的教条，把“德先生”和“赛先生”当作“德菩萨”“赛菩萨”；有人发挥类比附会的丰富想象，在新文化运动和延安整风中找出相同的“语言革命”，把“文革”看作“五四”的延续；有人把现代化的思想基础说成“工具理性”“资本的逻辑”或“大众文化产业的欺骗”，需要用古典人文精神或“反人道主义”来救赎；等等。本人不敢苟同上述反对启蒙或告别启蒙的话语。窃以为，只要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只要我们还处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只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落实在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我们就需要始终高扬解放思想的旗帜，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