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全会闭幕后紧接着召开中纪委四次全会，反腐主题与法治主题密切关联，意味着中国反腐正在迈向法治化。一个最新的佐证是，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修改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拟删去对贪污贿赂犯罪规定的5000元、5万元、10万元等具体数额标准，原则规定数额较大或者情节较重等三种情况，相应规定三档刑罚，并保留适用死刑。

　　法治化的反腐首先需要织密刑法“笼子”。而这种“去精取粗”的修法导向，是不是破坏了反腐的严密性呢？其实不然。从立法技术上看，将量刑的具体数额标准规定在刑法当中，精细有余而灵活性不足，难以有效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样是贪污5000元，17年前可能是一笔巨款，所以有入罪量刑的必要；而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下，当5000元的实际利益只相当于过去1000元的时候，还依据同样的标准治罪量刑，就会出现刑罚失衡。

　　刑法对违法行为的入罪量刑标准，会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刑法要有持久的适应性，就必须保持自身条文的“柔韧性”，赋予司法机关一定因地因时制宜的空间。由于国家修法成本很高，对于这种起刑点的具体数额规定，更适宜由司法机关根据时代和社会形势，在法定框架内以司法解释的方式规定。与原有条文相比，草案只是规定数额较大或者情节较重等三种情况，相应规定三档刑罚，这种由精细趋于原则的立法，也是另一种科学立法的体现。

　　不过民众可能还是会有担忧：这种原则性的规定，会不会是在为提高腐败治罪的“门槛”做准备？如果修法通过后，司法机关在具体解释时又会采取什么样的数额标准？与之前的5000元、5万元、10万元相比是高还是低呢？说到底，种种担忧的背后，乃是对反腐“零容忍”的期待。而任何妄图对腐败行为降低惩罚的努力，都可能被视为是一种宽宥、纵容。

　　超脱贪污贿赂治罪门槛的道德争议，我更愿意将修法理解为对反腐法治化的回应。当前，反腐处于治标向治本的转型，其中依法常态化追诉贪污贿赂犯罪，乃是反腐标本兼治的需要。但在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上，刑法依然存在疏漏和失衡，导致立法与司法的紧张。从刑事立法上设计更为科学、严密、均衡的刑罚种类，无疑是反腐治本的制度性安排。

　　例如对贪污罪的起刑点一般为5000元，但在司法实践中被闲置。过低的量刑数额标准划出一个庞大的“犯罪黑数”，无奈之下执法机关只能一再突破法定标准，从而导致罪刑失衡。与这种过于严苛的起刑标准相比，在高数额的巨贪巨腐的配刑上，则显得过于宽松。对于涉案金额10万元以上，量刑的层次与10万元以下严重失衡，贪污受贿十几万与数百万乃至几千万的处罚差别不大。由于刑罚的配置不合理，对贪污受贿犯数额巨大的罪犯来说，刑罚的供应明显不足，导致很多贪官在越过10万元“红线”之后，反倒选择义无反顾的“赶超”。

　　针对上述“宽严皆失”的失衡现象，法治化反腐必须回归到法律的科学化治理上，探求更加完善而有效的刑罚手段，追求量刑标准的科学化与均衡化。而无论是提高起刑标准、均衡量刑档次或堵住逃避刑罚的漏洞，都离不开对腐败犯罪进行体系性研究，以科学、精密的立法发挥出刑罚最大的惩治与预防功能。这可能会带来舆论的担忧。但事实上，人们忽略的是对这种刑事立法实际效用的评估，失衡的量刑标准实际上并没有甚至也很难得到严格的执行，其后果不仅没有为官员设定出一道不能碰的行为红线，相反，因为执行不到位而模糊了他们心中的这道红线。因此，刑法的这种看似抽象化的修正，实际上是为贪污贿赂犯罪确立更为科学的量刑，最终追求反腐的法治化效果。（作者系西安政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