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主要精力用在把握实事求是这个精髓上

    陈云同志提倡学哲学，最看重的是什么？是实事求是，是要使主观认识符合十分复杂的、并且在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严整的理论体系，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决不能简单化庸俗化地去对待它，那样不可能真正懂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前面所说陈云同志学习哲学时付出的那种艰苦努力，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必须把最主要的精力用在把握它的精髓上，那就是实事求是，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陈云同志常说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就是这个意思。

    他回忆道：“在延安的时候，我曾经仔细研究过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当我全部读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得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只唯实”。在作决策、采取行动时，必须先进行切实而周密的调查研究，把各方面的事实真正弄清楚，经过分析，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才能做到对症下药。陈云同志把它看作做好工作的先决条件。他说：“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这是他在工作中取得成功的秘诀所在。

    可以看一看陈云同志是怎样工作的。1961年1月，为了进一步克服当时的严重经济困难，毛泽东同志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陈云同志在这时进行了农村调查和煤炭冶金工业调查。农村是经济困难最严重的地方。中央领导人分别到各地农村进行调查。陈云同志用5个月时间分两次到10多个省市进行调查，其中最突出的是这年6月到青浦县小蒸公社进行1个月的调查。他住在农民家，吃在农民家，上午开座谈会，下午到田头、养猪场和农家作实地考察，把群众议论最多的问题归纳为3个：母猪公养还是私养，农作物种植的安排，自留地的处理。那时全国猪肉供应紧张，母猪公养还是私养实质上是要不要放宽农村政策的问题，也是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陈云同志考察了小蒸公社15个养猪场中的10个，又听取农民的看法，仔细比较公养和私养的利弊，总结出公养的苗猪死亡率高的6个原因，确定还是以私养为宜。农作物种植的安排，直接反映干部主观、蛮干、瞎指挥的问题。增加自留地，有助于减轻农民口粮不足问题以渡过难关。这样的调整，取得了明显的实效。

    在平时，陈云同志经常到商店、菜场等去看看，遇到重要的统计数字自己打算盘计算，这样来了解市场和经济运行情况。采取重要措施后，他几乎天天向有关部门了解推行情况和遇到的问题，以检验决策实行的效果，并进行必要的调整。

    为什么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功？为什么其他人视为畏途的许多“老大难”问题，在他手中常能得到成功解决？为什么他说的话和做的事总是那样实在并且切中要害？原因就在于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正确的，他的决策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作出的。而那些习惯于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最后拍屁股走人的干部，同他的做法截然不同。对此，他语重心长地叮嘱：“有的同志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

    掌握交换、比较、反复这个辩证法

    从实际出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客观事物是复杂的，常常包含相互矛盾的多个侧面，并且不断发生变化，不是一眼都能看清楚的。人们对事物的认识，通常需要经过一个在实践中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决不能把走马观花时获得的一点粗枝大叶的印象、甚至一些道听途说的话当作客观实际的全部，而且还自以为是，那样没有不跌跤的。

    人们常说陈云同志处事“稳”和“细”，这确是他的特点。他曾说过：“我们犯错误，就是因为不根据客观事实办事。但犯错误的人，并不都是没有一点事实根据的，而是把片面当成了全面。”为了减少和避免认识客观事物的片面性，陈云同志提出了“交换、比较、反复”三种方法。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两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如果交换一下意见，就会得到全面的符合实际的认识。比较，是对各种不同意见进行多方面的比较，不仅要看到正面，还要看到反面；不仅要听正面的意见，也要听反面的意见，这样才能使判断更正确。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对关系重大的问题尤其应当这样。他说：“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唯物论，“交换、比较、反复”是辩证法，合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陈云同志对重要问题的判断和决策，从不简单地照抄套用那些现成的方案，而是敢于进行创造性的探索。这种探索总是慎之又慎，力求做到最切合实际状况。他在拿定主意以前，会请别人补充情况或提出各种分析看法，然后他把方方面面的情况综合起来再思索，把思索出来的东西讲给别人听，征求意见，直到修改满意为止。一旦把事情弄清了、看准了，就下最大的决心，顶住各种压力，坚持贯彻到底，做出结果来。

    可以看一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3年，陈云同志如何处理异常棘手的粮食统购统销问题，作为例子。那时候，粮食供销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紧张，不法私商的投机活动又十分猖獗，粮价上涨，全国刮起一股抢购粮食之风，人心开始浮动。负责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同志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怎么办？他广泛听取意见后，考虑了八种处理办法，如只配不征、只征不配、原封不动、统购统销等，慎重地比较每一种办法有什么利、有什么弊，最后得出结论：根据现有情况，处理办法只能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合称为“统购统销”。为了照顾农民的利益，在征购数量和牌价等方面都作了恰当的规定。事实证明，在物资十分缺乏、经常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为了保障居民能得到起码的生活必需品，这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正是根据自己一生成功和遭受挫折的切身经验，这位老人在晚年一再叮嘱后人：“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思想上的基本建设。”1989年9月，他又写信给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说：“我最近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应该组织中顾委常委和在京委员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目的有二：一是我们这些老同志有丰富经验，但需要进一步提高理论水平；二是带动新干部乃至全党同志都来学习哲学。”可见，他始终念念不忘地嘱咐后来者（包括“新干部乃至全党同志”）都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这是“思想上的基本建设”。这些嘱咐对于今天的党员干部来说，无疑是要牢牢记住的。（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