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城市病”，再不能坐着等、站着看，推给历史，留给子孙，必须从创新城市规划体制机制入手

　　城市是我国各类要素资源和经济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地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现代化的“火车头”，这是刚刚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对城市的最新定位。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新时期之际，继1978年后，时隔37年，中央召开这次最高规格城市会议，对城市工作做出了战略部署，深刻指明了解决城市发展问题的方法和路径，特别是“一个规律”和“五大统筹”的提出，成为未来做好城市工作的基本遵循。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口号早已深入人心。作为人类的智慧创造和人类文明的鲜明标志，城市已经成为人类的一个命运共同体。当前，全国80%以上的经济总量产生于城市、5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今后还将有大量人口不断进入城市，城市人口将逐步达到70%左右。但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我们尤其要保持清醒头脑，清醒认识我国城市发展的问题和不足，特别是要直面“城市病”等突出问题，围绕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把住脉搏，找到规律，全面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城市病”问题由来已久，但化解“城市病”，再不能坐着等、站着看，推给历史，留给子孙。必须从创新城市规划体制机制入手，提高城市总体规划修编科学化水平，包括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提升城市管理现代化水平。要按照这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精神，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在推进系统治理的同时，更注意重点突破，在关键环节上取得进展。

　　当务之急，治理雾霾要见成效。雾霾是一种新的“城市病”，也是一种最严重的“城市病”，必须放到全面治理的首要位置，系统推进，综合施策。要紧密围绕这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精神，将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两型社会”升级为人口均衡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三型社会”，把握好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内在联系，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

　　迫切之需，在治理交通拥堵上求突破。治理交通拥堵“城市病”，一方面，要按照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树立“精明增长”“紧凑城市”理念，科学划定城市开发边界，推动城市发展由“摊大饼”向“蒸小笼”转变。另一方面，要着力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把交通一体化作为先行领域，加快构建快速、便捷、高效、安全、大容量、低成本的互联互通综合交通网络。

　　重中之重，在解决房价过高问题上开良方。大城市的高房价，于经济而言是泡沫，于百姓而言是最大的民生。即使是北京这样面临着繁重的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任务的城市，也不能把疏解简单变成驱赶，更不能因为高房价而加剧人们用脚投票。要按照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的要求，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继续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加快城镇棚户区和危房改造，通过有序推进老旧住宅小区综合整治，加快完成现有城镇棚户区、城中村和危房改造，让城市住房体系更加合理和健全。

　　刻不容缓，在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上找出路。我国653个城市中有300多个属于“严重缺水”和“缺水”城市。早在2014年3月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原油可以进口，世界石油资源用光后还有替代能源顶上，但水没有了，到哪儿去进口？”目前，我们已经基本形成了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发展思路。量水发展也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理念，但从理念变成具体行动，还有很多细节工作要落实。当前最迫切的就是控制城市开发强度，划定水体保护线、绿地系统线等，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设运营模式。

　　攻坚克难，在解决管理粗放问题上走新路。乱停乱放、占道经营等城市管理问题由来已久，很多部门不作为、乱作为，包括一些地方屡屡发生的“城管打人”、“暴力执法”，其背后其实也是“城市病”在管理方面的表现。要按照这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的“抓城市工作，一定要抓住城市管理和服务这个重点，不断完善城市管理和服务，彻底改变粗放型管理方式，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源头治理、权责一致、协调创新的原则，理顺管理体制，提高执法水平，构建权责明晰、服务为先、管理优化、执法规范、安全有序的城市管理体制。

　　关键之关键，在城市安全管理和应急方面上水平。无论天津滨海新区“8·12”危险品仓库爆炸事故，还是深圳“12·20”滑坡事故，以及时有发生的城市内涝、踩踏事故、群体性事件等，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从“城市病”的角度说，城市安全漏洞是最为危险的“城市病”，一旦爆发后果不堪设想。人是城市的主体，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要密切加强城市安全监管，建立专业化、职业化的救灾救援队伍，加快建立健全科学的城市应急管理体系。

　　“一了千明，一迷万惑。”“城市病””的累积和发生，是城市的治理体系不科学的后遗症，是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缺失的综合并发症。时隔37年召开的最高规格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已经为“城市病”开出药方，只要我们认真贯彻执行并制定好切合实际的措施，就一定能逐步消除“城市病”，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美好。

　　（作者系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