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即将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草案）》。

　　10年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通过了4部法律——《立法法》、《物权法》、《刑事诉讼法》、《反分裂国家法》，这几部法律都是国家基本大法。根据《立法法》规定，国家基本大法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其他法律则由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慈善法（草案）上大会审议，意味着把该法“升格”到了基础性法律高度，引人关注。权威人士已就此做了解释：如今慈善已不仅是公益活动，而且关系到“共享发展”，老百姓格外关心，务必以最大公约数来确保慈善法成善法。

　　慈善法（草案）起草过程，实际上就是寻找最大公约数过程。2005年民政部提出立法建议至今，中国首部慈善领域专门法律已经“怀胎11年”。法律草案起草过程中，曾多次召开研讨会、征求意见会。慈善法（草案）起草也是“开门立法”样本，仅在2014年就收集了7个民间草案样稿，在两次审议期间搜集了数千条社会意见。正是在最大公约数之上，草案采用了“大慈善”概念，即明确了扶贫济困救灾之外，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事业，及“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活动”都属于慈善。

　　寻找最大公约数又是个求同存异的过程。据报道，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曾历时近8个月，开了13场座谈会，由近百名专家学者就慈善法进行了讨论，在求同存异中逐步形成了共识。比如在立法过程中，不少人多次建议像慈善发达国家那样“去政府化”，由社会力量和慈善市场自由竞争，进而形成自我约束与自我发展机制。但考虑到目前我国慈善领域尚缺乏严格行业自律等因素，还是觉得应在法律规范下，由政府、行业、社会等多方共同建立监督体系，加强慈善过程监管。

　　近年来，中国慈善事业飞速发展，慈善组织大量涌现，互联网慈善方兴未艾。但“郭美美事件”及明星诈捐等慈善丑闻，也让慈善公信力极大透支。针对诸如此类问题，慈善法（草案）也在最大公约数基础上给出了积极回应。比如提出了募捐资格及逐步放开公募权；依法登记满两年、运作规范的慈善组织，可以向原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公开募捐资格证书；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私分、挪用或者侵占慈善财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等。

　　法律是治国重器，良法是善治前提。所谓“良法”，说到底就是能反映人民意志，使绝大多数人获益，最大限度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权利。利益诉求不同，异议难以避免。这就需要“开门立法”，充分讨论，求同存异，找到最大公约数。尽管这耗时费力，但落地却会更加顺利，法律才能因被信仰而带来善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形成”不是“完成”，立法任务还很艰巨繁重。耐下心来求同存异寻找最大公约数，应成为立法底线要求。慈善法形成过程既是“演练”，也是个良好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