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体现了依规治党、关口前移的新要求，反映出我们党对管党治党规律的深刻把握，为加强纪律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重要遵循，是挺纪在前、从严执纪的行动指南。落实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对各级党组织和纪律检查机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四种形态”的提出，意味着管党治党的“范围更广”

　　什么叫“全面从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

　　实现“基础在全面”，就要落实在以下方面：

　　在内容上全领域。全面从严治党，不单是抓反腐败斗争，而是涵盖了党的建设五大布局，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等五个方面，都要落实全面从严的要求，都要严格落实六大纪律。要通过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实践和运用，把党的五大建设和六大纪律落到实处。

　　在对象上全员化。党的纪律是针对所有党员的，抓的是全党的纪律，而不是少数违法犯罪者的纪律。要用纪律管全部，每一名党员、每一个党组织都在其中，否则从严治党就不可能做到“全面”。用好“四种形态”，就是要既管住“全体”，护好“森林”；又管住“重点”，治病树、拔烂树，坚决查处极少数。

　　在工作上全力抓。要做到党委班子“不松手”、主要领导“不甩手”、班子成员“不缩手”、监督机构“敢出手”、方方面面“齐动手”。

　　在责任和过程上全覆盖。要把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体现到党的建设各个领域，落实到党的各级组织，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责无旁贷。在过程上要体现全程性。反腐败只有进行时，没有休止符。

　　“四种形态”的提出，意味着正风反腐的“力度更大”

　　“四种形态”提出后，也出现了一些杂音，揣测这是不是意味着反腐转向、节奏放缓、力度减弱？甚至有人认为，反腐败就要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鸣锣收兵。

　　绝对不是！事实上，如此混淆视听的杂音曾多次出现。比如，在提出全面依法治国、依规管党治党之后，在提出“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之后，都曾冒出反腐败将由治标转向治本的所谓“转向论”、“节点论”、“拐点论”，出现了“少查案少抓人”、“反腐将见好就收”等奇谈怪论。这些论调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也无论是源于对反腐败前景的善良担忧或是一些腐败分子自身对“反腐应该歇一歇”的内心渴望，很显然，都是对反腐败形势的误判。

　　“天涯无净土，各地区各部门只有问题多与少的区别，没有没问题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再次强调，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并明确提出“两个没有变”，也就是“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决心没有变，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的目标没有变”。形势决定任务，问题倒逼行为。反腐败没有歇口气一说，惩治腐败这一手任何时候都决不能放松。

　　“四种形态”的提出，意味着对严重违纪和涉嫌违法的行为“查处更严”

　　“四种形态”从对象上讲，越往后人数越少；从性质上讲，越往后越严重；从处理上讲，越往后查处越严；从影响上讲，越往后震慑力越大。前两种形态重在面向全体、面向大多数加强教育，以有效防范；后两种形态重在针对“少数”和“极极少数”严肃查处，以形成震慑。

　　但是，提出“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绝不意味着查处要放松、降格以求，绝不意味着对违法犯罪的腐败分子以纪代法、高举轻放，“极极少数”也不意味着惩处数量的绝对减少，而是要通过实践“四种形态”，以零容忍的态度最大限度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真正实现“应当是少数”“只能是极极少数”这一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讲，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加大对“少数和极极少数”的查处力度，是在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背景下、在反腐败尚未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情况下，一项坚决有力的治理措施。

　　“四种形态”的提出，意味着各级党组织管党治党的“任务更重”

　　实践“四种形态”，就是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承担起教育管理党员之责，加强日常管理，加强动态监管，落实“严管就是厚爱”的理念，真正管到位、严到份。

　　其中，最重要的是落实好第一种形态，把好第一道关口，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以实现党内关系正常化，这是最基础的工作，其工作量也最大、抓起来也最难，最需要“精耕细作”、常抓不懈；最及时的是落实好第二种形态，让“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体现抓早抓小、动辄则咎，防止“小错”成“大错”；最紧迫的是落实好第三种形态，使“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的“病树”及时得以挽救；最严厉的是落实好第四种形态，让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极极少数”“烂树”得到应有惩罚，以形成强有力的震慑。

　　以上“四种形态”层层设卡、环环紧扣，抓好前一种形态，就筑起了一道堤坝，就会不断减少后一种形态的数量；后一种形态执行到位，就亮起了一盏红灯，就会反过来倒逼前一种形态成为常态。

　　“四种形态”的提出，意味着对纪律检查机关的“要求更高”

　　有人认为，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意味着纪律审查的任务就要减轻了，这同样是对“四种形态”的误解，是把纪律检查机关等同于党内公检法机关、把执纪监督职能等同于查处违法犯罪这一惯性思维的体现。

　　实践“四种形态”是纪律检查机关面临的一个全新的课题，要求纪律检查机关在理念思维上，必须强化纪律思维，坚持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在职责定位上，要回归党章原教旨，发挥党内专门监督机关的作用，执好纪、问好责、把好关；在工作内容上，要着眼于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三不”机制，防“未病”，治“小病”，医“大病”；在执纪策略上，要坚持快查快结，缩短审查周期，涉嫌违法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让所有违纪行为都进入纪律审查视野，这是最根本的预防，也是最有力的执纪。 （作者系陕西省纪委宣传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