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克段于鄢》讲述的是，春秋时期郑庄公在鄢地打败共叔段的历史事件。庄公与共叔段原本是兄弟，只因共叔段在其母姜氏的怂恿下，以“请制”为始屡行不义之事，终被庄公名正言顺地以“仁义之师”克于鄢。重读之后感触良多：其实，庄公从一开始就知道，姜氏纵容之下共叔段的野心会不断膨胀，最终走向灭亡。但庄公巧施心计，故意纵容，采取欲擒故纵的手段，诱使共叔段得寸进尺，在“自毙”道路越陷越深，直到局面无可挽回时一击而中、彻底剿灭。如果庄公能在最初姜氏一再为共叔段索取利益时加以阻止，对共叔段的贪婪加以规制引导，断其野心膨胀的机会，便不会酿成悲剧。用《春秋》的价值观来衡量，共叔段是咎由自取，但庄公“纵其欲而使之放，养其恶而使其成”，甚至火上浇油、乐见其焚，也属不义。

　　联想到近年查处的一些腐败分子，他们忏悔中多会讲道：“当自己思想刚开始滑坡时，如果有人能够大喝一声、猛击一掌，也不会发展到违法犯罪的地步！”忏悔虽迟，发人深思。过去，我们多重视查办大案要案，认为领导干部只要不违法，违纪都是“小节”，从而忽视日常监督执纪，“小问题”视而不见，一处理就“算总账”；不出事都是“好同志”，一出事就成“阶下囚”。对此，我们都应该深刻反思。事实上，破法无不始于破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抓早抓小、动辄则咎，在监督执纪的前沿阵地筑牢纪律防线，切断违纪演变为违法的通道。要把纪律不严和法律不管的地带改造成“带电”的缓冲区，这才是监督执纪的“主战场”。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但绝不是全部，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反腐败。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传承了我们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是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理论和实践创新，是把纪律挺在前面、实现监督执纪转型升级的目标指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四种形态”是严管更是厚爱。查处干部不是目的，教育挽救干部才是根本。“四种形态”针对党员违纪行为的共性规律，描画出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轨迹，给出了由轻到重的因应之策，确实是严到了份上、管到了位上。运用“四种形态”，正如医生看病要对症下药，具体病情具体对待。落实到监督执纪工作实践中，就是要对烂根的树毫不手软地连根拔起，对歪树、病树尽可能地正过来、治好病，对整片森林则要经常维护、保持健康。实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各级党组织肩负着主体责任，要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坚持抓早抓小抓预防，综合运用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多种方式，强化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切实让大家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领会“四种形态”的深刻内涵，自觉养成在监督下工作的习惯。

　　“四种形态”是方法更是目标。“四种形态”的提出，体现了党中央对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的深刻认识和科学判断，拓展了监督执纪的新思路，回答了现阶段“党要怎么管”“纪要怎么严”“党委怎么办”“纪委怎么干”等一系列问题，为全面从严治党指明了具体实现路径。“四种形态”的划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和方法论，蕴含着个体与整体、偶然与必然、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每一种形态对应问题的严重性逐层递增、涉及执纪对象的范围逐层递减，脉络清晰、操作性强，提出了无病防治、初病早治、有病快治、重病严治的分类诊疗方案。“四种形态”的运用，要求执纪者不断提升专业化水准，及时到位、精准适度、依纪依规，真正管住管好绝大多数。同时，“四种形态”又为管党治党描绘了一个蓝图，只要各级党委、纪委认真落实“两个责任”，推动“四种形态”实践运用，政治生态就会为之改善，监督执纪的目标也会自然实现。

　　“四种形态”是治标更是治本。“四种形态”如同给纪律之尺打上四道刻度，表面上衡量的是违纪行为，指向的却是信仰信念和党纪意识等深层次问题，打出了破立并举、惩防一体的“组合拳”。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全面从严治党任务依然艰巨繁重。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提出，正是基于对当前正风反腐阶段性特征的科学把握，基于对防治腐败特点规律的科学把握，是标本兼治思路方略的具体展开和生动实践。把纪律挺在前面，旨在建立更前沿、更严密的“防御阵地”，全面唤醒党员干部党章党规党纪意识，真正把纪律规矩立起来、严起来、执行到位；贯穿抓早抓小思想，采取多样化的监督执纪方式强化源头治理，大量消除违纪萌芽，降低小错酿成大祸的概率；贯穿制度治本的理念，紧盯党的纪律扎紧党规党纪篱笆，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作者单位：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案件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