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近一百多年来，社会保障发展史已证明，没有成熟之理论，不可能产生成熟之制度。俾斯麦、罗斯福、艾德礼先后因首创或建成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与福利国家而影响了本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支撑其行为者，即是施穆勒等人的社会改良主义、凯恩斯之国家干预主张，以及推崇普惠、共享的贝弗里奇报告。反观有的国家，因缺乏成熟理论支撑，其社会保障不是建制难成，就是改革难竟全功，甚者误入歧途、遗祸后世。

　　今日之世界，已处在千年大变革时代。全球化走向纵深，互联网已无边际，任何一国之社会保障既要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因素影响，还会受到新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之影响。对中国而言，改良社会结构，防止两极分化，促进共享发展，已成为国家发展的重大使命，而社会保障制度肩负着无可替代的直接责任。在此背景下，须睁眼看世界，广纳国外学者之优秀成果，但立足点永在中国。中国社会保障之历史积淀异常丰厚，当代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革全面而深刻，中国新型社会保障体系走向成熟、定型，足以对全球社会保障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之影响。如此肥沃之实践土壤，若生长不出参天大树，岂非社会保障学者与社会保障理论园地之过？因此，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发展之路，建设中国社会保障理论体系或中国学派，为解决世界性社会保障难题提出中国式方案，将是中国学者之核心任务，最终要为全球社会保障发展作出独特理论贡献。

　　当下，社会保障日益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支柱性制度安排，关乎国运，惠及子孙，所涉领域如此重要，其理论园地也必将日益重要。刊以载文，文以载道。创办《社会保障评论》之目的，是以理性之思想探究社会保障之真谛，兴公平正义共享之正道。学者在研究中，须心存良知，厚植理念，彰显人文。以和谐为本，让弱者优先，促共建共享，方能构建起科学理论大厦，引导社会保障制度持续发展，进而维系国家长治久安与人民世代福祉。

　　（郑功成，作者系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本文节选自作者为2017年1月创刊的《社会保障评论》创刊号撰写的发刊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