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市场”与“治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市场资源配置的手段，是看不见的价格机制在起作用，而治理是使某个特定的组织更有效率的行为，如人们常说“公司治理”，但很少有人会说“市场治理”。换句话说，人们会把“市场”与“治理”视为两个不同的问题，认为市场是“非人为的”，而治理是“人为的”。但在这里要指出，市场与治理不可分，市场可以视为一种治理，“治理”为我们理解市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我们将说明，市场治理是组织治理的外部条件，两种治理是互为依存，缺一不可的。

　　教科书往往把市场看做是“价格的协调”，这是对市场不恰当的简化，市场其实是需要人们去“治理的”。很明显，假如没有产权的保护，没有对道德、法律等规则的遵守，市场将不复存在。市场治理牵涉到的是与每个参与主体都相关的那些普遍适用的规则，根据哈耶克的观点，这些规则，如道德、法律是抽象的、演化的，非人为设计的，人们有遵循这些规则的“义务”，同时也需要特定的机构去维护这些规则，在目前，主要是政府执行这个功能。

　　组织内部也需要治理，这也是人们常说的“治理”之所指。组织的治理需要一套规则，这套规则与上述市场治理的规则不同，一般来说是人为设计的，取决于组织所要达到的目标，这套规则在组织内部运行，到一定时间还会形成组织的文化，表现为组织的价值观，对组织成员的行为具有无意识的指引作用，组织的文化也是整个社会文化的重要构成，而社会文化也是规范市场治理的那些非正式规则的一部分。

　　如上所述，组织建立的规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的目标，那么组织的目标又与什么有关呢？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组织的“自主决定权”。假如组织没有自主决定权，不能自主确定自己的目标，比如要服从上面的安排，听从上面的命令，那么这时就没有什么治理问题存在，这个组织不能称其为组织，只是上级部门的一个分支机构，因此，自主决定权是组织治理的重要前提；二是外部的信号，如价格信号。组织根据什么确定自己的目标呢？当然需要有信号提示它，没有这些信号，它就会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自主决定权”和“信号”也为组织治理提供了必要的激励。

　　当然，这里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即信号从哪里来？在计划经济中，信号是上级给的命令，在市场经济中，要组织自己去捕捉，信号很多，究竟捕捉哪个信号，取决于组织的决策者，即企业家，但前提是要有各种信号产生，没有信号产生，也就没有利用的问题。而信号产生的前提，又在于组织之间是否有竞争和交换，这相当于又回到了第一个条件，即组织要有自主决定权，这样才有相互的竞争和交换。

　　必须指出的是，市场的信号，如价格并不是使市场达到供求均衡，使市场出清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明确地告诉企业家该怎么做，而只是企业家可以利用的信息，不同企业家对价格可能有不同的反应。组织处理这些信号，并产生出新的可供其他组织利用的信息，这正是组织内部治理的功能。

　　市场的信号，正是组织治理的产物，没有组织治理所产生的信息，不同的组织之间得不到协调，市场治理也将不复存在，可见，市场治理正是建立在无数的组织治理之上的。政府人为规定的价格，没有在组织治理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信号所具有的功能，因此，也不具有市场治理的功能，可见，我们要追求的不是有没有“价格”，而是使每个主体都能更好地改善价格背后的“治理”。

　　这也给我们“如何判断市场治理优劣”的启示，假如一个社会中，组织的自主权越大，组织就越有激励改善其治理，使其达到接近充分利用市场已有信息的状态，组织所制造的信息就越能反应消费者真实的需求，信息的质量就越高，这样就更好地满足了市场治理的需要。相反，假如在一个社会中，有部分组织缺少这样的自主权（根据上面的论述，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组织），那么这些组织是没有激励去完善自己的治理，去处理市场信息的，也就不能产生市场治理所需要的信息，或者产生的信息质量比较低，这也导致整个市场治理的质量比较低。极端的情况是整个社会都合并成一个组织，如计划经济那样，这时就根本没有市场治理了。这相当于告诉我们，有不同质量的组织治理，就有不同质量的市场治理，要使市场治理更好，就应该给组织更大的自主决定权。

　　我们可以把“治理”与“改革”联系起来，“改革”实际上就是改善“市场治理”。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决定》中也提出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我认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途径应当是“改善市场治理”，而这个目标的实现，就是要放松管制，使越来越多的组织拥有自主决定权，改善其治理。

　　（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