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医”胡万林曾因非法行医治死了人被判刑十五年，出狱后重操旧业，又在传授“医”术时致人死亡，再次成为话题。判刑前，成为引爆事件导火索而被他治死的，是一位漯河市的市长，和一位商丘市的“优秀小学教师”；而最近这次被他的“神水”要了命的，则是一位22岁的郑州某高校建筑专业的在读学生。胡万林这种人，是不会去骗那些真正的文盲、科盲的，那个人群通常很穷，捞不到好处；他骗的都是那些一知半解、似懂非懂的人，这一类或那一类的科学知识也还有一点，唯独在科学观上基本全盲。

　　有句老话，叫“耳听是虚，眼见为实。”这句话可以视为自发的、朴素的科学观。它指的是眼见的比听说的要更靠得住一些，含有“实证”的因素。当然，自发的、朴素的想法总是会有局限性的，如果说实证科学的观念在中国都受到质疑，那么“眼见为实”受到质疑就更没什么可奇怪的了。最近就听到一种声音，说眼见的不一定就是实。这没什么不对，甚至很对，但我觉得还是可以将这种质疑分为两类。一类，是要探究怎样的“眼见”才为实。另一类，是要你听他说什么就信什么，而你自己所看到的全是谣言。

　　迄今为止，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还非常有限，按科学家的说法，未知的领域远远大于已知。即使是那些已知的领域，人类这双肉“眼”看不见的，也远远大于看得见的。所以，“眼见为实”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有效。真正的科学观，是很难从生活实践中直接获得的，要靠理性的思考，要靠教育。科学知识太广泛了，一个人不可能样样皆知，更不要说样样精通了，但是只要掌握了正确的科学观，就能够具备一般的辨别是非的能力，虽然这代替不了专业的研究，却可以大体上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起码不至于被那些低级的谎言所欺骗。而我们现在的学校教育，基本上只管传授标准答案，几乎不管科学观，有时候还有意无意地传授错误的科学观。究其原因，倒不一定是教育者有意害人，多半还是因为他们自己就缺乏正确的科学观。也就是说，并非他们故意要搞愚民教育，而是他们自己就是愚民。

　　实际上中国有过一次机会，可惜在那场几乎是全民性的斗争中，重点被放在了其他方面，而反对伪科学、树立正确科学观的内容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当时出现了两本极好的反面教材，能有人写出这样的文字，实在是难得，应属可遇而不可求那种。一本是由著名作家执笔，并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皇皇数十万言，其中突出宣传的就是那个害死人的“神医”胡万林。另一本则出自“大师”的手笔，非常典型地集中了伪科学的宣传手法：用庞杂的“半生不熟”来忽悠众人的“一知半解”。以“一知半解”的眼光看过去，它简直就是个渊博宏大、包罗万象的“体系”，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有化学物理，有生物心理，有佛教道教，有“史前史”，有三叶虫，还有外星人，甚至还有一个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时间单位——“光年”。要对这个大杂烩进行专业性的辨析，请一两个专家不行，得请一大批专家，但其中的每一位专家，又会觉得这个大杂烩中涉及他那个专业的内容，实在“不值一驳”。而实际上，要识破这类骗局，更重要的还是要靠科学观。实证科学有一条最基本的原则：一个科学的理论或假说，必须是可以证伪的。这是一件很有效的思想武器，因为它正是科学与伪科学之间的一道分水岭。比较不幸的是，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恰恰与这条原则有点格格不入。中国人更喜欢“颠扑不破的真理”。你看从夏商周以迄于明清的所有理论，除了如郭守敬等极少数例外，从来都是只告诉你我这个理论怎么怎么是对的，绝对不会告诉你如果出现了什么情况，就能证明我的理论是错的。而到了伪科学手里，更会出现预先设置的防范措施，即使出现了什么什么情况，也不证明我的理论不对。在中国极为发达的占卜学中，有诸多的分支，测生辰的，测字的，抽签的，摆八卦的，还有面相学、骨相学、名相学等等，五花八门，流派纷呈，但都有一条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则：心诚则灵。算得准了，是我的卦好；算得不准了，是你的心不诚，不是我的卦不灵。

　　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是各种伪科学共有的显著标签，因而证伪原则就是识别伪科学的有效的利器，但同时又是它被视为负能量，得不到传播和推广的原因。先贤们在新文化运动中即大力提倡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认为事关开启民智，一百年过去了，我国国民的整体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整体科学观水平却仍处在初级阶段。在嫦娥三号即将实现月球软着陆的今天，胡万林们居然还能用芒硝水之类骗人，谋财夺命，是现行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没什么好奇怪的。（作者系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