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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新人口政策引向风险控制

穆光宗 //www.auribault.com 2014-02-10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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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持续的超低生育率阶段到来之后，我们需要不断深入认识新的人口形势和人口规律。过去我们认为，中国人口问题就是人口规模太大，由此带来很多压力，所以要控制的是人口增长。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需要与时俱进地认识和发展人口控制理论。新人口控制论认为，中国需要控制人口发展的诸多风险。我们需要将人口控制的注意力引向四类人口发展风险，即出生缺陷风险，独生子女风险，人口失衡风险，人口拥挤风险。

　　出生缺陷风险：这是一种人口素质的发展风险

　　出生缺陷是环境和遗传交互作用的产物。出生缺陷不可不察不可不防，每年国家和家庭都要为此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一个家庭如果遭遇了“出生缺陷”，就会变成一个痛苦的家庭。一个带有严重出生缺陷的孩子将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和精神压力，一方面可能是无论怎么努力，孩子都难以根本康复，一辈子需要别人的照顾，度过的是痛苦和悲哀的人生；另一方面则是家长的时间和精力将被孩子所牵制，自己难有作为。1989年，我曾提出“零素质婴幼儿人口”的概念，即由于严重的出生缺陷导致终其一生都没有任何康复可能和发展价值的婴幼儿人口。一个社会的零素质人口规模越小，增量越小，就越是健康越有希望。

　　中国要追求“有质量的人口增长”和“可持续的人口发展”。为此，国家和社会的人口风险防范意识要增强。优生优育优教知识要普及，三级干预措施要落实，有公信力、可以提供国民福利的基本公共服务需要大力加强。同时，政府要培育有责任心的优孕夫妇和家庭。人口计生部门和卫生部门需要承担起产前优生检测、优孕优生指导、免费发放叶酸、孕期缺陷干预等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家庭的基本福利待遇，对贫困地区和弱势人群则需要更多地关注关心关爱。

　　独生子女风险：以一胎化为内核的超低生育率风险很大

　　2004年以来，笔者先后提出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人口占主体的社会本质上是风险社会的观点。具体来说，是独生子女九大风险理论，即独生子女成人风险、成才风险、婚姻风险和养老风险，独生子女家庭的结构缺损风险、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风险，独生子女社会的发展风险、国防风险和责任风险。无论是强制性一胎还是自愿性一胎，结果都难以规避独生子女的九大风险。

　　鉴于“风险性即唯一性”的公理性判定，可以说，现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也是有问题的。我们需要目光远大，高瞻远瞩，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必须能确保人口平衡、协调和持续的发展。城乡统筹全面放开生育控制应该早为之计。因为70后育龄女性最佳的生育年龄已经过去大半，80后、90后的新生代育龄女性的生育观念也得到了很大的转变，现在越来越趋向极晚婚极晚育独生不生的婚育模式。即使普遍允许自由自主地生育，也有很多家庭只愿意生育一个孩子或者不生育。

　　文化的力量比政策的力量更强大。我们需要担心的是，由于高抚养成本时代的到来，在长期以来“独生子女好”的宣传导向下，已经形成“独生子女生育文化”，其作用将比“独生子女生育政策”更为坚韧。即使政策放开，生育率也难以回升到适度的水平上，长此以往，其负面后果将是很严重的。已经有事实表明，驱动生育率下降的趋势要强于生育率回升的趋势，中国正慢慢滑入更深的“超低生育率陷阱”，人口发展的风险越来越大，新人口问题和社会问题将纷至沓来。

　　人口失衡风险：包括了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和老少人口比例失衡

　　这两大风险可以说是独生子女风险的延伸，属于结构性人口问题，其复杂性和挑战性超过增量性人口问题。在一胎化为主导的政策约束下，挤压出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调和偏高问题，独子老龄化和无后老龄化两大难题，从而产生了可能威胁社会稳定的婚姻安全问题和养老安全问题，这是民生之大计。问题还在于，人口生态的失衡很难通过非人口的途径得到解决。例如，一个男性到了该结婚的年龄老是找不到对象，就很难有替代的办法来保障其婚配权利。由于从1980年代初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普遍、严重的失调一定会积累和引发若干年后的婚姻挤压，产生规模巨大的以男性可婚人口为主的“单身人口”和“失婚人口”。

　　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关系不可分割，生育制度和养老制度需要统筹考量。随着生育少子化的愈演愈烈，人口的老龄化、老年的空巢化、高龄的病残化交织在一起将严峻挑战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能力，产生大面积的养老安全问题。我们现在对低生育率成就的欢呼可能会变成未来的压力和风险。少生不是一切，我们已经为超低生育率目标的实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在未来还将面临未知的负债。

　　人口拥挤风险：人口过度集聚是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产物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感受到小区域小时段的“人口拥挤”现象，如在公共汽车上、在地铁里、在节日的公园里、在公共活动场所，国内外都发生挤踏现象，都是因为人口过分拥挤。人口过度集聚是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产物，人口的流动迁移是比较利益诱导的产物。日本人口结构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由于地区差距扩大，导致人口加速向首都圈集中。北京作为首善之区也遭遇了人口膨胀的问题，大城市病归根结底是城市版图过分扩张的问题。土地的城市化和人口的城市化，以及人口的城镇化和人口的都市化如何平衡，都是国家发展需要考虑的战略问题。经验表明，只有健全的城镇体系和城乡体系，才可能避免人口拥挤的风险，实现人口均衡发展的目标。

　　（作者为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

编辑：尹盼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