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优化就业创业环境。这启发我们思考，有什么样的制度性因素造成了就业问题，如何克服呢？

　　■陈建伟

　　201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699万，曾被称作是“史上最难就业季”。根据教育部相关统计，2014年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727万人，形势可能比去年更加严峻。

　　毕业，意味着学生将开始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研究表明，家庭背景、教育机构的性质和层次以及劳动力的供需情况等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学生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但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看教育获得和职业位置之间的联结或匹配的程度。教育获得指一个人所获得或达到的教育水平和教育程度。一般来说，如果教育获得和职业位置之间的联结比较紧密或者匹配度较高，那么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就会相对轻松；反之，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就会困难得多。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就业难”等问题的根源在于，高校所教授的知识与工作实践所需要的技能相互脱节，大学毕业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较差，从而造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学而无用”和“学非所用”等问题。这样的分析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仍流于表面。我们现在应该问的是：什么样的制度性因素造成了这种普遍现象？这一现象为中国独有，还是各国教育系统共同面临的问题？

　　一般来说，教育社会学家从三个维度来分析一国的教育系统组织方式，这三个维度是：教育系统的分层程度；学校教学项目的标准化程度；教育资格证书的职业关联度。其中，与“学校—工作”联结直接相关的是后两个维度。根据经济学的信号理论，在教育项目标准化程度较高的教育系统中，教育获得与工作位置之间的关联一般很强。因为高度标准化的教学项目会生产出相对统一的“产品”，并为雇主提供有用的鉴别信号。同理，在以专门的职业型证书为主的教育系统中，教育获得与工作位置之间的关联会很强。如果毕业证书与工作技能的相关度较高，它们就能够为雇主提供判断雇员技能水平的可靠基础。

　　尽管标准化教育和职业型资格证书有助于提高教育获得和工作位置之间的关联度，但在实践中，仍然有很多国家执行标准化程度较低的教学项目，并且以一般性的学术型资格证书为主。实际上，在大多数国家中，职业型教育项目一般来说都被认为“低于”学术型项目。这在教育社会学中被称作“教育系统的分层”。分层首先意味着不同种类的教育项目会带来不同的“社会声望”。在中国，本科毕业生的声望普遍高于专科毕业生。即使是那些重视职业型资格证书的国家，如德国，一般学术型资格证书的地位也要“高于”职业型资格证书。

　　教育系统的分层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即接受不同种类教育项目的学生在毕业后获得更高层次教育的机会不同，学者们一般把这称作“教育分轨”（或者“教育分流”）。教育分轨在各个国家是普遍现象。在德国，学生通常在小学五年级时就被分到三种类型的中学里面，这些学校在课程上相差极大，并且彼此之间没什么流动。英国的小学生毕业时也会被分流到两种不同类型的中学里面，一种是文法学校，一种是中等技术学校。文法学校提供要求严格的学术型课程，目的是为学生申请大学入学做准备，中等技术学校则很少提供高中课程，课程要求不高，而且更具职业倾向。在美国，通常会为高中的高分学生开设大学预科课程班，而为低分学生开设一些非学术课程，即通识性、商业性或职业性课程。中国也存在与以上国家相似的教育分轨，不过中国学生一般是在接受完义务教育之后才被分流，即有的学生会升入普通高中，而其他学生则进入中等职业学校。

　　教育系统的分层实际上体现了一种精英主义教育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教育系统的功能被认为是为最重要的工作选择和培养最有能力的候选人。而教育分轨则为贯彻这种精英教育思想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教育分轨人为地把学生们分成了两种类型，一种是将来有机会继续升入大学的学生，一种是毕业后不能升入大学的学生。在西方国家中，政府和学校对这两类学生的期望迥然不同，因此对他们的学习要求和培养内容也就迥然不同。一般来讲，对前一类学生强调的是人文和科学素养、逻辑思考能力以及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而对后一类学生强调的则是与工作实践直接相关的行业或职业技能的学习。西方国家用人单位普遍认同这种区分以及对培养目标的不同设定，对持有学术型资格证书的大学毕业生的认可度普遍较高，而持有职业型资格证书的非大学毕业生由于有着扎实的职业技能，也比较容易地找到工作。可以说，在西方国家中，政府、学校和用人单位之间分享着一种“社会共识”，因此，无论是大学毕业生还是非大学毕业生，在面临“学校—工作过渡”问题时，都会相对轻松。

　　中国所面临的情况则不同。一方面，在精英主义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我们有着较高程度的教育分层和比较严格的教育分轨，学术教育的地位和声望远高于职业教育的地位和声望；但另一方面，在教育大众化的趋势下，社会（尤其是企业等用人单位）又强调大学毕业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在这里体现出了两种相互矛盾的教育思想和价值观，即一方面是精英教育以及重视学术教育的价值观，另一方面是大众教育以及重视培养学生职业能力的价值观。由于在政府、学校、用人单位和学生个人之间缺乏“社会共识”，学校在人才培养定位上，就会显得左右支绌，而无所措手足。一方面，传统上“好的”单位仍然更强调学历门槛，而不是与工作直接相关的职业技能。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高校扩招，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增加，势必会造成就业层次下沉，也就是说那些传统上的“天之骄子”实际上从事的是一些低端的工作，而提供这类工作的用人单位倾向于以职业型或技术型教育的标准来要求大学毕业生。面对用人单位的这种要求，大学毕业生在与高职甚至中专毕业生相比时，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近年来，许多媒体都报道说大学生赚的钱不如民工多，高职院校的毕业生比大学毕业生更加抢手，等等，都很能说明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说，要解决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除了加强对学生的就业指导、鼓励大学生创业和到基层就业等措施之外，对现行的教育系统组织方式进行改革也是必不可少的。就目前来看，也许比较切题的改革措施就是进一步在大学阶段引入教育分轨，即在大学的各层次教育（包括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中，进行学术型教育和职业型教育的划分。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引入专业硕士学位。这一政策的实施，在某种程度上，既满足了国家对学术型人才的需求，也满足了社会和用人单位对职业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当然，要想比较好地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对学术硕士和专业硕士的培养方案和教学内容进行科学的设定。

　　毕业季，有人欢喜有人忧。但愿我们已经实行或即将实行的一些制度性改革能够减轻学生们所承受的“结构之苦”，从而在漫漫的人生道路上，真正地实现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