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王杨有着类似感受的人还有很多。

　　保民生、促和谐，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中产阶层作为社会的中流砥柱，是确保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

　　然而，畸高的房价透支了很多人半生财富，加上不完善的社保、子女教育、户籍门槛……所谓“中产”背负着种种压力。“房奴”“车奴”“孩奴”浸透着“中产”的苦恼与无奈。

　　与此同时，另一个不可忽视的趋势是：“中产”向上流动非常困难，而向下掉落相对容易，社会阶层流动容易出现固化倾向。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中国“中产阶层”中有3.03亿人属于底层中产，一旦遭遇任何重大危机，很容易重新陷入贫困。

　　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是陷入“中产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中产阶层不足，也就意味着社会是金字塔的模型，这样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形成社会不公的积怨，必然是社会不和谐的基本因素。一旦GDP增幅放缓，或遭遇重大外部环境影响，则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晋川说。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中的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增速与经济发展增速不同步。1979年~2011年，中国人均GDP年均增长8.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为7.4%，比人均GDP增速低1.4个百分点。同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由2004年的50.7%下降到2011年的44.9%。

　　近年来，我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突出位置，注重社会政策的托底作用，不断加大对“三农”、教育、医疗、养老等重点民生领域的投入力度，为困难群体织起一张密实的民生“安全网”。然而，国家财政虽然不断加大对民生方面的支出，但是与民生事业发展的需要相比尚有差距，未来保障和改善民生依然任重而道远。

　　B “金字塔型社会”：福利保障能否与经济发展并驾齐驱？

　　数据：统计显示，过去十年间我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处在0.47以上水平，其中2013年达到0.473，贫富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因此，“向上流动难”的这一困惑并非中产阶层独有，更是大多数低收入群体的感受。值得警惕的是，长期困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基尼系数普遍为0.5以上，中国与之已十分接近。

　　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中，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是比较高的。不过，各种迹象表明，近10年来，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高社会流动性是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蔡洪滨指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社会流动性。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看来，与基尼系数增长的同时，是中国的城乡差距依然较大和阶层流动固化的现实。中国农村人口几近总人口数半壁江山，而城乡居民收入比例目前仍达3.1：1。

　　更重要的是，对于目前的中国，经济增长引起的产业结构变迁和就业结构变化，以及由于各种体制机制不完善引起的收入分配不公等因素，导致收入分配差距加大。

　　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现实面前，很多人提出了迅速改善民生状况，发展高福利的迫切要求，提高最低工资、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成为其题中应有之意。然而，改善福利保障是否意味着要追求超越经济增长承受能力和民生发展的高福利？福利水平改善应当保持怎样的速度和规模？

　　中国社科院国际贸易研究室研究员宋泓指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从根本上讲，是一个经济实力与财力的问题。没有经济发展，消减贫富差距、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反观历史，二战后，拉美国家陷入了低工资、低产业构成和高外贸依存度的“两低一高”发展困境，经济增长放缓，收入差距增大，社会矛盾尖锐。为摆脱困境，拉美国家选择了“福利赶超政策”，最终使得拉美落入了“增长陷阱”，贫富悬殊、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矛盾难以缓解。拉美发展过程中“福利赶超”模式带来的教训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当前，我国依然处于从民生保障向民生改善的过渡期，‘补欠账’迫在眉睫。然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也要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情实际，循序渐进，盲目追求超前福利往往‘欲速则不达’。”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唐任伍说。

　　C 跨越“陷阱”：保持社会流动性和动态机会公平

　　现状：按照世界银行最新调整的标准，2010年中国人均GDP超过4200美元，标志着正式跨上“上中等收入”新台阶，这是继2001年从“低收入”进入“下中等收入”行列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跨越。与此同时，我国GDP总量增速出现放缓趋势，2012和2013年增速均保持在7.7%的水平。不少专家学者开始担心，中国是否会像其他国家那样，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从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脉络来看，当它们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之前快速起飞阶段积累下来的诸多矛盾相继暴露出来，致使社会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泰国、印尼等，都在这一阶段出现过由经济停滞带来的两极分化、腐败多发、就业困难等问题。

　　专家指出，所有这些中等收入阶段性新特征，都需要在深化改革开放、转变发展方式中加以解决，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樊纲则认为，中国的收入陷阱是目前的收入差距过大。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一部分人已进入到高收入阶层，但大多数人还是低收入阶层，这时收入差距特别明显，甚至会继续扩大。

　　“当考虑到整个社会发展的情况时，应该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要缓减收入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要考虑竞争力的保持和进一步的发展。”樊纲说。

　　“在走出贫困的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劳动力、资本、能源等要素驱动，并由此形成过度粗放的发展模式。如今，我们依赖人口红利的阶段已经过去，需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从根本上还要靠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内生增长驱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认为，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必须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加快向绿色经济、节能经济结构转变，同时建立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机制，提高经济发展成果社会共享度。

　　“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跨越‘陷阱’应坚持公平正义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要将调整收入分配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将控高、扩中与提低协调进行，努力实现人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着力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特别是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税收负担，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调节力度。”（本报记者 李 慧）

　　他山之石

　　跨越“陷阱”国家的经验

　　国际上公认成功地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跃升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其中日、韩经济规模较大，对我国更具有参考意义。如韩国明确提出技术开发的主体由政府转向企业，使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同时，日本和韩国在由中等收入转向高收入国家的进程中，十分重视增加民众收入及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日本上世纪60年代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韩国上世纪70年代推行“新村运动”，缩小了城乡和居民收入差距，避免了随着经济发展出现过度的贫富差距，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

　　跌入“陷阱”国家的教训

　　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许多经济体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就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然而直到今天仍然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无法实现向高收入经济体的跨越。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落后及发展战略的选择失误。在这一时期，拉美国家推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发展战略，随后，受“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实行完全的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开放。由于“进口替代”战略需要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以保护国内脆弱的工业，过早地实施开放政策最终导致工业化的失败与国际收支的失衡、外债高企。（李慧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