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媒体对高龄农民工群体的报道引起广泛关注。因为缺乏职业技能，他们中的一些人只能从事建筑、运输等重体力劳动。为了应付与自身年龄和体力不相称的繁重劳动，他们通过频繁吃肉来补充体能。

　　这个群体的规模有多大？今年4月底，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全国50岁以上的农民工超过4600万人，41到50岁的超过7200万人，两者合计接近1.2亿人。往后10到20年，这批人将逐渐丧失劳动能力，他们的养老问题令人担忧。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共享发展”理念。具体到高龄农民工群体，在他们的生存、生活、发展、养老、医疗等具体问题上，如何贯彻“共享发展”的理念？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如何才能惠及包括高龄农民工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各群体？

　　共享发展，是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到更高水平，对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发展理念的发展和完善。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最急迫问题，就是在长期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束缚下，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压抑，生产效率极度低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发展理念极大调动了积极性，激发了经济社会活力，解放了生产力，使生产效率获得极大提高，逐渐形成了先富阶层和先富群体。“效率优先”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是经济社会保持活力和创新创造能力的保证，必须长期坚持。

　　但是，市场机制既然是天然“效率优先”的机制如果没有相应的收入分配调整机制，“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就会成为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之后，群众收入水平、生活质量整体上有了巨大提高。但是，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不同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呈现不断拉大的趋势。一些群体由于各种原因成为新的贫困人口，一些人产生相对剥夺感，甚至对于改革的信念产生动摇。当前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影响到公平正义，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谐。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增加群众的获得感，才能更好地凝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共识，最终实现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共享发展。

　　当然，共享发展并非对于“效率优先”的简单否定，更不是回归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年代。它主要是理顺那些不合理、不公平甚至人为扭曲的发展机制和分配机制，使人们实现发展起点的公平、发展机制的公平。在高龄农民工群体的例子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系列体制机制问题需要调整理顺。改革开放前，优先发展工业、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政策，使农村发展滞后于城市，在工业化、城市化已经实现高度发展的现阶段，应该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来加以调整。农村教育资源匮乏，是导致农民工缺少就业竞争力，只能选择简单重复工作和重体力劳动的主要原因。推进教育资源均等化，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大力发展职业技能教育，是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加农民工收入的重要途径。农民工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建设者，理应享有均等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在劳动就业中获得社会保障和法律保护。作为高速、大规模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土地持续获得了巨额溢价，应该有更合理公正的分配机制，使农民也能更好地享受土地溢价的红利。

　　共享发展也不能简单理解为高福利。共享的前提是参与，只有参与改革、争当改革促进派，才能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共享的基础在于发展，只有把蛋糕做大，才能有更多红利可以分享。如果将共享发展理解为躺在床上睡大觉也能“从摇篮到坟墓”享受高福利，那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当然需要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其发挥兜底作用，保证那些因为种种原因“掉队”的群众的基本生存生活。但要实现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主要还是通过理顺发展机制和分配机制，激励人们更积极地投身经济社会建设，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在发展中实现利益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