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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总得有高度
梅明蕾
//www.auribault.com 2016-03-14 来源: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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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匠”上升到“精神”的层面,以出现在今年“两会”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为极致,虽然此前人们对这两个名词搭配在一起并不陌生,但具体起始于哪个时间点,却不甚了然。

  传统的“工匠”概念大家都熟悉,就身份而言,非人事部门所定义的干部或专业人员;社会地位呢,毋庸讳言,有点等而下之吧。年少时记得的一个事实是,顶级的工匠,薪酬不过与最低级别的工程师相同,除非没条件上大学,谁家大人会鼓励自家孩子以当工匠为理想。

  等进了工厂当了工人,方知工匠、尤其是那些六级至八级的“大工匠”,还是有相当地位,因为厂子里许多事涉工艺的关键活儿,没有他们根本拿不下来。这时,我才对那些工匠前辈“肃然地有些起敬”了。

  据我观察,国家对工匠重要性的逐渐了悟,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对世界的放眼四顾:瑞士的手表、德国的汽车、日本的家电、意大利天价的手工小提琴和皮革制品等等,不一而足。在使用这些产品的过程中,国人也建立了某种信念,即“进口货就是好”。及至后来中国产品日渐呈现出的粗制滥造,更使得下至普通百姓,上至国家领导人,都意识到产品制造者的素质是个大问题,甚而至于将其提升到“精神”的层面。

  “工匠”进而“精神”,就总得有些高度。起码,“工匠”的身份就有了广义性,“工匠”自然已非特指那些仅限于工艺范畴的能工巧匠,而是广及几乎所有岗位的从业者。如此,从中抽象出来的职业伦理,当乃“工匠精神”之题中应有。在分工日细的时代,对他者,追求精益求精的“让用户满意”;对自我,心向自由发展的高远理想。大到火箭上天、潜艇入水,小到一个指甲剪的质量保证,或著书立说,或快递保洁,有了某种“精神”的贯通,结果自然不一样。

  所谓“精神”,无非是一种价值取向。今日言必“工匠精神”,其实“精神”的养成又谈何容易。早先国人对狭义“工匠”的轻视,多少受重读书做官、轻“奇技淫巧”传统的影响,进而成为集体无意识甚或“国民性”,应该说,直至当下,这样的影响并未完全消散。在这样的影响下,便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如前所述之早先工匠的薪酬待遇及社会地位等,正乃顺理成章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又进一步促成了人人可见的社会现实。

  当下大讲“工匠精神”,强势的宣示下,更须从根本处、细微处、普适处下养成的功夫,且要有相对长远的预期。“三代修成一个贵族”,几十年才做成航母,更难指望一种精神养成的立竿见影。尽责岗位、恪守职业本分只是起点。让“工匠精神”最终演化成国民心理,就像一说起德国人,心中立马就有严谨、精准、一丝不苟的形象,那才是“精神”的高度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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