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空压缩视角看，社会建设固然需要加大资金和人力投入，但这些只是必要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不行，即使有了这些条件，如果投资的方向、布局不合理，也未必能搞好；社会建设固然需要政府重视和支持，但这也只是重要条件，还要解决如何重视和支持的问题。

　　中国人传统上就有“能群”“善群”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加强社区建设就是既有强关系，又有弱关系，强弱互补；既讲社会责任，又讲自治自律，用“社区性”增强人们的认同感、信任感和安全感。

　　经验证明，工业化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就是削弱农业，相反，它需要有强大的现代农业的支撑。

　　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不论是古时的义仓、义捐、义学、义诊，还是近时的救济、慈善、抚慰、救助，都只是面向特殊群体、针对特定事项，具有选择性、补缺型的特点。

　　传统的优势正确发挥出来了，与现代的、后现代的因素恰当融通了，社会建设的中国特色就凸显了，就有助于打开新局面、进入新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时代”“格局”都是时空概念。从时空压缩视角看，社会建设固然需要加大资金和人力投入，但这些只是必要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不行，即使有了这些条件，如果投资的方向、布局不合理，也未必能搞好；社会建设固然需要政府重视和支持，但这也只是重要条件，还要解决如何重视和支持的问题。解决问题需要抓住关键，而将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相互融通，实现综合创新，就是一个关键。

　　从轻视家庭作用，到重视家庭建设

　　在应对老龄化挑战，特别是解决养老服务问题上，既不要否定尽孝责任，又不要单纯依赖机构养老，而是既要发扬孝道传统，又要发挥志愿服务、慈善机构等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既要重视家庭建设，也要大力发展专业养老机构。将不同时空条件下形成的养老服务方式恰当地组合起来。既有亲情，又有温情，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能够解决中国养老难题的综合模式。

　　从熟人社会到“社会化”，再到社区建设

　　中国传统上重视熟人关系，又称“强关系”。可是随着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人口的大量流动和迁徙，人们进入了“陌生人社会”。这种社会状态的特点，一是依靠社会普遍规则调节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弱关系”的适用场合更大了；二是个人一方面“原子化”了，另一方面也更加“社会化”了。

　　但是，中国人传统上就有“能群”“善群”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加强社区建设就是既有强关系，又有弱关系，强弱互补；既讲社会责任，又讲自治自律，用“社区性”增强人们的认同感、信任感和安全感。

　　从削弱农村，片面城市化，到城乡一体化框架下的城镇化

　　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积淀了厚重的乡村文化，这是中华文明的根。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农业社会要转型为工业社会，乡村社会要转型为城市社会，工业产值要远远高于农业产值，大量农民要转变为市民，这些都是必然趋势。但是经验证明，工业化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就是削弱农业，相反，它需要有强大的现代农业的支撑；虽然城市化过程中大量村庄会消亡，但也不能片面地以为就是“赶农民上楼”，而是必须建设大量的“新农村”；不能把现代化过程误认为就是消灭农业文明，以为农业文明都是落后的，而是应该工农互惠、城乡一体，要建立既有“乡情”（乡村情结），又有“市情”（都市情结）的城乡一体新格局。

　　从崇尚平均，到拉开差距，再到逐步缩小城乡、地区、收入差距，形成既讲公平、又有活力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我国历史上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又实行平均主义“大锅饭”，严重束缚了人们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来，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解放了劳动生产力，很快解决了温饱问题，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但同时，基尼系数也快速攀升，不到20年时间，我国就从崇尚平均的社会进入世界上收入差距较大国家的行列。按照邓小平当年的预期，20世纪末就应该突出地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此后经过多年努力，自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期到现在，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逐步得到遏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估算，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0.491下降到2014年的0.469；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例从2008年的3.3倍下降到2014年的2.9倍。

　　在过去较长时期内，由于过于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并且过于依赖投资拉动，造成了资本所有者在经济中长期增长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状况，致使利润占国民收入比重过高，与此对应的就是，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占比过低，这种收入分配不公格局长期存在，导致中国快速崛起了一个财富规模巨大的富有阶层，抑制了中等收入阶层的发展，阻滞了底层群众脱贫，致使社会结构不合理，并且出现利益格局固化的现象。

　　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下，我们要抓住经济增速放缓、结构优化、消费成为主要拉动力的有利时机，提高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下大力气推动社会结构调整，形成既讲公平、又有活力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从补缺型福利，到社会保障制度全覆盖，再到建设既普遍整合、又可持续的社会福利体系

　　中华文明的一大亮点，是自古就形成了“大同理想”，而且两千多年来绵延不绝，成为贯穿古今的社会理想。但“大同理想”到底怎样才能实现，我们经过了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和制度条件，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不论是古时的义仓、义捐、义学、义诊，还是近时的救济、慈善、抚慰、救助，都只是面向特殊群体、针对特定事项，具有选择性、补缺型的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从劳动保险制度算起，逐步开启建立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进程。但由于那时仍主要是农业社会，工业化程度低，加之随后形成了城乡二元体制，各项社会保险制度仅在城市职工中实行，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仍长期被排斥在这些制度之外。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加快了制度建设步伐，以 2003年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标志，开始跨越城乡分割的鸿沟；2009年开始建立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很快就实现了各项社会保险的制度全覆盖。但由于我国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很大，制度全覆盖是以“碎片化”的形式推进的，带来了制度本身公平性差、可持续性弱等缺点。

　　自十八大特别是2014年以来，我们开始大力推进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之间、城乡居民之间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制度整合，这是增强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的治本之策。随着这一整合进程的深入展开，我国将建立起既普遍整合、又可持续的社会福利体系，社会福祉将全面增进，人民将更安定、更幸福。古代的“大同理想”与现代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体系将成功结合，我们就能够给世界贡献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福利模式。

　　从政府包揽，到社会发育，再到政社良性互动，形成既有分工又有协同的社会治理格局

　　我国自古就形成了世界最大也最复杂的社会，在社会治理方面积累了无比丰富的经验。改革开放以前，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我们长期实行政社合一、政企合一，导致权力过于集中，政府过多包揽，政社不分、政企不分，限制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和社会功能的发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着力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做了较大的调整，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仍没有完全理顺。

　　近年来，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建设中，我们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努力补上社会协同和自律方面的短板，重视法律保障。在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着重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律良性互动，形成政府与社会之间分工与协同相互配合的社会治理格局。

　　在时空压缩条件下，抓住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相互融通、综合创新这个关键，在社会关系方面，亲情与温情相结合，在社会组织方面，社会责任和自治自律相统一，在城乡结构方面，乡村情结与都市情结相交融，在分配关系方面，公平与效率相协调，在社会福利方面，整合性与可持续性兼而有之，在社会治理方面，政府与社会之间分工与协同相得益彰。这样，传统的优势正确发挥出来了，与现代的、后现代的因素恰当融通了，社会建设的中国特色就凸显了，就有助于打开新局面、进入新阶段。（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导）

　　阅读延伸：“福利社会”与“福利依赖”没有必然联系

　　对于“福利”过于直观的认识恰恰让人容易产生错觉，比如简单地认为“福利社会”理所当然就应该是最多的享乐；比如担心形成“福利依赖”，高福利吊高群众胃口，造成财政压力，影响经济增长。只有搞清楚我们想建设的是什么样的福利社会，它要求国家承担什么义务，每个人做什么贡献、享受什么权利，种种误解才能消除。

　　习惯上，福利往往被理解成“免费”、“白给”，但这只是在实行特殊福利时期容易形成的印象。现在进入普遍福利阶段了，福利要面向所有国民，内容也是多样的。所有的福利对所有人免费，那是不可能做到的，也不符合普遍福利的性质。普遍福利时代，是以权利与义务相统一为原则，人人（有劳动能力的）创造福利，人人（包括无劳动能力者）享受福利。至于是否形成“福利依赖”，那要看政策是否科学。“福利社会”与“福利依赖”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

　　我们说建设福利社会，非但没有超越现实发展阶段的要求，恰恰是为基本建成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奠定必要的福利基础。我们国家已经进入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阶段，在这个新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能力的增强，来自优先发展教育、增强人民健康、发展社会服务的需要——这些正是“普遍福利”的内涵。

　　从实践效果看，发达国家的福利模式，有成功的地方，也有严重的缺陷，福利国家模式原来标榜的就是高税收、高福利，但这只是表现，不是制度的实质，实质是责任单一化、机制刚性化。现在看来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最影响发展活力的就是高负债率、高失业率，南欧一些国家比较严重。这警示我们，即使将来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较高了，也不宜照搬欧洲的高福利制度。中国13亿人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这么大的盘子全叫政府背，背不动；叫个人和家庭自己兜底，也兜不住。最现实的途径就是各方合理分担、合力共担。（陆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