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立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战略目标，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方面，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另一方面，中国乡村一直以来都是维护中华文化传承不辍的“超级稳定器”。如何在融入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同时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建设美丽乡村，也是我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

　　自2012年以来，武汉大学课题组对全国农村文化发展状况进行了持续调查。笔者认为，乡村重建必须要确立村庄经济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协同共建的战略思路，借助于乡村文化共同体形成乡村重建过程中的内生动力。

　　一、农村人口向城镇大规模和持续性迁移，影响传统村庄经济结构和文化认同。农村人口向城镇大规模和持续性迁移，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结构性运动，具有不可逆性。2016年寒假期间，武汉大学课题组对全国1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33个行政村的调查表明，当前由乡村迁居城镇呈快速增长的趋势，从2011年平均迁出19户增长到2015年的平均36户。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也表明了这一趋势。数据显示，2006—2015年间，我国乡村人口从2006年的73160万（55.7%）下降到2015年的60346万（43.9%）。持续观察表明，这一趋势仍在加快。

　　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转移和跨区域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统农村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文化共同体。调查发现，有知识技能的劳动力和文化能人等农村精英群体，成为最先迁入城市的主体。农村精英迁入城市，客观上造成农村文化支柱力量的抽离，改变了基层农村传统的常态性社会关系结构。

　　二、从村庄文化共同体建设入手，经济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共生互济，是当前乡村建设的有效模式。从2012年11月开始，课题组对湖北省广水市桃园村、谷城县堰河村、郧县樱桃沟村、南漳县漫云村、新州区徐治?G村和河南省信阳市郝堂村等进行了持续跟踪观察表明，当代中国乡村的复兴须走“文化与经济互洽互济”道路。

　　1.重建村庄文化认同，形成村庄重建的启动力量。

　　村庄是熟人社会，可通过设立村庄共同目标，设计义务劳动项目的途径，激发村民参与村庄建设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引导村民重建合作理念和村庄文化认同。

　　由研究机构、民间文化组织、志愿者组成的非营利机构具有专业知识和发展理念上的优势，可通过引入其承担乡村规划，助推村庄文化重建。例如，2003年9月，襄樊市政府邀请了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进入谷城县五山镇堰河村，进行生态文化建设试点。同年12月，该组织启动了堰河村的生态文化建设规划和村民的培训工作。2004年3月，堰河村开始实施垃圾分类。2005年，堰河村荣获“襄樊市环保第一村”。在这一过程中，村民的文化认同逐渐加强。目前，该村经济发展、文化繁荣。

　　调查还发现，村庄重建还可从村庄清洁、村环境整治入手，重建村民对村庄的集体认同。武汉新洲区徐治?G村曾经是一个“破坏、破败、破落”的传统村落，厕所“围村”，垃圾遍布。2013年，该村动员村庄年轻人利用周末组织返乡义务劳动，打扫村庄卫生。一个月后，义务劳动队伍逐步由原来的3—5人发展到30多人。村庄集体认同逐步恢复，解决了长期难以拆除的“旱厕围村”的顽疾。随后，徐治?G村通过设立爱心基金和敬老食堂，进一步加强了村民的集体认同。

　　2.科学规划设计乡村特色产业链，成立村民经济合作组织，形成村庄经济与文化互洽互济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调查发现，乡村旅游、特色农业、“农家乐”等，已成为当前乡村产业的新业态，线上线下结合成为乡村产业的新渠道。专业合作社、乡村众筹等新模式，在乡村建设的实践中得以应用，并取得了明显成效。村庄经济共同体的有效运转，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村庄自治组织模式。

　　农业特色产业链是村庄经济支柱。湖北谷城堰河村建立了茶叶产业合作社，打造茶叶和特色种植产业链，确立了“种养结合”的循环经济模式，实现了村里有产业、户户有项目、人人有事干、家家有收入。徐治?G村则在专家和新乡贤的主导下，采取“三众筹，四入股”的方式组建农民合作社。所谓“三众筹”即“农业、农民和农村众筹”；“四入股”，即“现金、房子、承包地和劳动力四种方式入股”。村民可根据自身实际，选择一种或多种方式入股，加入集体成立的“武汉市八巷九弄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将分散的资源整合重组进行规模化利用，用于村庄的改造和特色乡村旅游产业链建设。

　　3.完善以新乡贤为核心的乡村自治组织，重建村庄管理秩序。

　　乡贤之所以成为中国独特的乡村治理主体，不仅是因为乡贤了解乡村，还在于其自身的利益与乡村捆绑在一起。作为乡土社会的本地精英，他们在新一轮乡村建设中也起到“带头人”、“领路者”、“规划师”的作用。

　　徐治?G村就是在乡贤的主导下逐步走上村庄复兴道路的。他们通过召集村民会议、讲解项目规划和村庄发展愿景，引导村民逐渐转变观念，使其由怀疑、半信半疑到最终相信并投入建设实践中。同时，乡贤作为村民代表，利用其广泛的人脉关系，聘请规划设计师为徐治?G项目进行规划设计。随后，还引入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志愿者，对徐治?G村民进行知识技能培训，开展项目活动宣传，协助制定实施方案等。

　　持续的调查表明，对村庄集体文化认同的重建，是村庄重建的先导性力量；通过培育新乡贤并建立以其为核心的村庄自组织和特色产业链，是村庄复兴的物质基础；而市场收益预期和地方政府统筹资金投入，则是外部性激励力量。村庄文化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的建立和互洽、激励机制创新，共同构成村庄发展的内生动力。

　　三、重视当前乡村重建中的文化战略管理，国家要从宏观上建立分类管理策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重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既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又是实现中华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现实路径。贯彻落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必须认清中国社会大转型对乡村社会的深刻影响，创新乡村文化建设模式，确立“村庄文化共同体与经济共同体建设协同推进，文化与经济自洽互济”的战略思路。

　　国家要从宏观层面上建立分类管理策略。调查表明，仅有部分村庄由于拥有良好的文化遗产资源或区位条件，拥有与城市生活方式“反向互补”的价值形态，因而具有建成“风貌古朴、功能现代、产业特色、文化复归”的现代乡村的潜质。而大部分缺乏独特资源禀赋和新乡贤的村庄，将会随着城镇化的进程、村庄人口进入城镇而逐步“空心化”并最终消失。并且这一过程在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经济结构之前，都不会停止。因此，凡是按照行政村标准化配置公共文化设施及实施格式化管理的政策措施，都应当谨慎对待和实施。现阶段应综合评价村庄的环境和文化资源背景、经济基础和区位特征，预测村庄的发展趋势，由此设立公共政策基准，实施分类管理，即要针对现代功能型、传统资源型和潜在消失型村庄，确立不同的政策类型。同时，作为扶持政策措施，政府应加大向非营利性文化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可向上述专业性文化组织开放公共资金、专业数据和专项规划等公共资源。

　　总之，顺应乡村的发展趋势，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创新新时代乡村治理模式，是推进当代中国乡村现代化的高效之路。

　　作者：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 傅才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