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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钟情寄畅园探源
//www.auribault.com2013-11-14来源: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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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畅园一景

  秦志豪

  乾隆6次南巡临幸无锡惠山是以寄畅园为中心展开的,并延伸到惠山寺、竹炉山房、二泉漪澜堂、锡山、碧山吟社等地,而黄埠墩是进入惠山的大门。乾隆之所以欣赏推崇惠山,除了景色的秀丽、古朴外,每个景点都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这些景点和谐协调,像一串珍珠串在了一起。这奇奥之处,拨动了乾隆的心弦,这些景点组成了一条景观带,像一幅长卷展示在乾隆面前。乾隆在京城复制了“惠山园”“玉泉山竹炉山房”“凤凰墩”,形成了惠山九龙的缩影,乾隆可在繁忙治理政务之余,抽空到此小憩,以慰他思念之情。按理说乾隆在北京复制了惠山主要景点,为什么还有挥之不去的惠山情呢?因为这些复制的景点只能达到形似而非神似,它缺少了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缺少了几百年文脉的传承,缺少一股灵动之气。惠山文化是一方水土灌溉下发展起来的,带有浓重的惠山特色,是惠山灵气孕育的文化结晶,它给惠山景观带注入了生命。而皇家园林稀有人至,缺少文人逸士的唱和,寂静中多了些萧瑟,这与惠山的人杰地灵是不能比拟的。

  《清高宗御制诗集》共五集,从乾隆元年到乾隆六十年,得诗4.2万余首。在诗余集,卷二:《惠山园八景》中有:“予向来吟咏,不为风云月露之辞。每有关政典之大者,必有诗纪事。即游艺拈毫,亦必于小中见大,订讹析义。”吴十洲先生在《乾隆一日》中谈了对乾隆御制诗的看法:“他(乾隆)本人也把自己的诗看做生平的历史记录,说是‘拈吟终日不涉景,七字聊当注起居。’(五集,卷六十四,《东甘涧》)《起居注》与诗句组成的‘注起居’便成了今日研究乾隆其人的重要历史资料。”这是很有见地的。

  乾隆诗作中的惠山情,时间跨度也很长。关于凤凰墩的最后一首《凤凰墩口号》作于乾隆六十年(85岁),是他在位的最后一年。关于惠山园的最后两首《惠山园八景》诗是作于乾隆六十年和嘉庆元年(这时乾隆已是太上皇了)。关于最后两首《竹炉山房》的诗是作于嘉庆元年和嘉庆二年。总之乾隆自辛未(十六年)第一次南巡以来一直到他在位的最后一年,甚至退位后始终挂念着寄畅园、竹炉山房、黄埠墩,这时他已是耄耋之年了,乾隆卒于嘉庆四年,享年89岁,而在嘉庆初还念念不忘惠山情。

  从诗作数量上看,据不完全统计,寄畅园、惠山园有174首。竹炉山房有171首。黄埠墩21首,关于惠山和无锡的还有74首共有461首,这中间笔者在摘录时遗漏了乾隆关于邹一柱的诗作还有几十首,总计有500多首,占御制诗总数的1.2%。这已相当可观了。乾隆的惠山情结,在清朝历史上是一个独特的人文现象,帝王对一个府属县如此眷顾是很少见的。

  乾隆为什么对寄畅园情有独钟呢?

  清朝入主中原,要统治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有着五千多年优秀文化的地区,这对于一个文化相对落后的游牧民族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元朝的灭亡就是前车之鉴。因而需要角色的转换,从入侵者变成广袤土地的主人,若不克服文化上的反差,政权就不能巩固。清初统治者认识到这一点,必须要学习汉文化、掌握汉文化、融入汉文化。必须要掌控广大的知识阶层,大棒和胡萝卜一起抓。一方面大兴文字狱,排除打击异己,一方面在学习掌握汉文化的基础上,表示了尊重汉文化、认同汉文化的态度,并用这种文化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提倡儒学,尊师重教,以“孝”治天下。康熙十八年举办的“博学鸿词”就是一例,它安抚笼络了一大批的江南士人,清朝经过百年的治理,统治已巩固,进入乾隆朝,已形成大一统局面,康乾盛世进入了全盛时期。

  寄畅园到了乾隆初期已有了300多年历史。风风雨雨,历经起伏,但一直在锡山秦氏手中,像接力棒一样一代代地传了下来,从秦金到秦瀚、秦梁父子再到秦耀。当时的文人墨客除了欣赏园居的“苍凉廓落,不以一亭一榭为奇”、以山水古木的天然取胜外,更多的是称颂百余年来易主不易姓的奇迹。王穉登在《寄畅园记》中感叹:“园之主虽三易矣,然不易秦也,秦不易则主不易耳。”王永积《锡山景物略》:“山川风月,本无常主,二百余年不更二姓,子孙世守,莫有秦园若者。”

  清康熙年间,园主秦德藻、秦松龄父子,聘请叠石大师张南垣之侄张鉽改筑寄畅园,造园艺术有所突破,园益胜,成为江南名园,而寄畅园也就成了江南士人经常宴集唱咏之所,俨然是一处艺术沙龙,名声大噪,享誉海内。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康熙年间文人雅士在寄畅园所留下的诗文,不少于250篇。康熙九年的寄畅园月下拍曲,更是清初昆曲发展史上的一大盛事。作为江南望族的锡山秦氏又一次凸显了其丰富的人文底蕴和影响力。康熙南巡,六巡至少七幸寄畅园,对于处事低调的康熙来说,是很不寻常的事。康熙第四次南巡回銮时,秦松龄因故被贬在家,康熙给还原品,并选秦松龄之子秦道然随驾进京,在九皇子允禟处教书,这种种都是笼络江南士人的举措,反映了康熙对江南望族锡山秦氏的看重。

  雍正间,秦道然卷入了宫廷皇位之争,被捕入狱14年,寄畅园没官。

  乾隆初,清朝统治了已逾百年,政权更加巩固,满汉文化之差异也逐渐缩小。乾隆即位初,由于雍正时期尖锐的皇室内部矛盾,乾隆秉承祖训,更加重视以“孝”治天下,对于雍正帝的各种政策多有所改动,以示宽厚仁慈。而寄畅园300多年不易姓所显示的孝道:祖先创业、子孙守业的精神和乾隆的治国理念是一致的。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秦蕙田的陈情表打动了乾隆,秦道然释放,寄畅园发还。吸收这次教训,为了保住先祖遗业,秦氏家族采取了一个断然的措施,把寄畅园改建成双孝祠,祠产是不能充公的,这样寄畅园得以永保。因而在康熙到乾隆间对寄畅园几百年不易姓的赞颂一直是士林佳话,黄与坚、姜宸英、浦起龙等都有精辟论述。浦起龙《秦氏双孝祠记》中:“物于宇宙,成毁变灭,能据而终有者渺矣,独忠孝之施,引而愈长,发而愈光……夫一游观之区传至三百年不易姓,江表未有,姓不易支,更未有,独秦氏有之,又重振起之。”

  乾隆对皇祖康熙是很崇拜的,他仿效康熙南巡,走皇祖走过的路,考察河工,体验治国之道。康熙对寄畅园和秦氏家族的关注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登基后处理秦道然一案,更激发了他的兴趣,锡山秦氏家族所反映的家族精神,对先世遗业的呵护,对敬祖守业的执着和虔诚,培养出如秦蕙田这样具有一颗赤诚孝心的贤子孙。这是一个怎样的家族?寄畅园是一个怎样的园林,能成为江南士人常去宴集唱咏之地?因而在开列南巡临幸地时,“不曰无锡,不曰惠山,而曰秦园”。这是乾隆对寄畅园特别关注的原因。

  乾隆南巡,实地欣赏了寄畅园,他被寄畅园高超的造园艺术所吸引,叠石引泉,古朴典雅,不失天然之趣,留下了许多诗篇,诗中对于寄畅园景色的描写,在御制诗中是不多见的,他有“拈吟终日不涉景”的原则,寄畅园是一个例外,也说明了寄畅园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乾隆南巡,对于秦氏家族也赞赏有加:“近族九人年六百,耆英高会胜香山”“更许佳话传,遮留诗债偿”“异世一家能守业,犹传凤谷有行窝”,乾隆二十三年赐“孝友传家”额给秦氏家属,并有“爱他书史传家学,况有烟霞护圣文”之句,对于秦氏家族的家风做了精辟的总结:“孝友传家”“书史传家”。

  一个家族,若有贤子孙,恪守祖训,恒保世守先业,这是孝道的延伸和发展。

  一位君主,要治理好国家,要保卫疆域,实现国富民强,需要大忠、大孝,需要热爱民族、热爱国家的臣民。

  从家庭到家族、到民族、到国家,要发展要富强,它所需要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没有对父母的爱,家族的孝,对民族和国家的忠,也就谈不上国家民族的强盛,这就是乾隆寄畅情之主要原因。

  (作者系原寄畅园园主秦氏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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