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论为人之学－文史纵横－理论频道

联系我们邮箱登录通行证登录网站地图

设为首页加入收藏

当前位置：中工网－理论频道－文史纵横－正文

理论关键词投稿

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和谐劳动关系十七届六中全会十二五和谐社会学习型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马克思主义

唐君毅论为人之学

张倩 //www.auribault.com 2014-01-14 来源：光明日报

分享到：

　　唐君毅是20世纪港台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之一，他秉承并创造性地阐发了传统儒学的为人之学，赋予传统儒学的为人之学以现代性和世界性，推动了儒学的现代发展。唐君毅理论思考的价值基线是：“人当是人，中国人当是中国人，现代世界的中国人应当是现代世界的中国人。”（《人文精神之重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2月版，第4页）他阐释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及其重建，就是在这一基线上展开，并在此世界观和价值观中探讨人的本质、中国文化的特质、中国文化如何融入世界文明、如何挺立中国文化自信精神等问题。

　　一

　　唐君毅赞同康德关于理性“兼为分析与综合”的观点，同时又植根于中国儒学传统。他用“道德理性”来表达人之为人的价值根据，指出：“此理性在中国儒家即名之为性理。此性理或理性，即不断生起创造一切具普遍性之理想之超越而内在的根原。”（《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4月版，第36页）人依“理性”而有“理想”，依“理想”而有行为实践，并在现实活动中表现“理性”的超越与主宰能力。理性综合各种理想，进而发生道德行为，即是理性的功用；而理想与现实能够相一贯的根据，即是人心本有的性情：“此理想的原始的根，在人之生命存在与心灵，对有价值意义之事物之爱慕之情。此爱慕之情，柏拉图名之为Eros，中国先哲谓之性情。依此性情，而人形成一理想时，此理想即先实现于此性情之内，而亦求通过其身体之行为，以表现于外，而实现此理想于其周遭世界。”（《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下），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5月版，第488页）人的道德情感不能凭空出现，需要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与他人共存共在，互相影响、契合才能产生。基于“情”，唐君毅把理性解读为一种与活生生的生命、存在相结合的主体意识，既包含生命的创造力，也包含人的生命活动，是一个丰富多样的统一体。人具有不断为善的能力，并在现实生活自觉彰显理性的功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

　　二

　　传统儒学建立在宗法血缘的基础上，以人为中心，重视内在精神生命，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维系。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体，承担着以文化之、化民成俗的重任。“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荀子·正名》）儒学肯定心性情一体，以此来理解人的本质以及人的创造能力。从孔子开始，“君子”是儒家理想人格中的枢纽，包含着待人接物原则的修养，包含着治国术，还包含着学习的态度，更多的是从德性角度来分析。根据社会的状况决定自己的行动，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寻求个体行为与社会发展动态的平衡，是对君子行为的最高要求。

　　在儒家思想中，人与人在日常交往中结成群体，按照礼义规范行事。而这种联系根源于人心人情：“礼以顺人心为本”（《荀子·大略》）。人根据自己的情感与生活，来推度、把握他人的情感与生活，并依此理念而展开处世之道和生活结构：以自己为中心，根据他人与自我的亲疏远近而形成一个生活网络，依此来决定对他人的态度。唐君毅指出，“恕道”，即推己及人之道，意义在于“可以使人人皆在世间有一立脚点，以阻碍自己与他人之过失与罪恶之流行。义愤以及与人为善之心，亦皆可以直接使善之在世间，得其自然生长之路。”彰显人与人“互济”的重要性，强调人与人之间互相扶持、同步发展是人获得自我完善的重要方法。（《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165页）

　　儒学通过对传统礼仪、礼俗的承续来发挥教化功能，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文提升。当子路问及修养“成人”的道理时，孔子回答说，有了智慧、清廉、勇敢、多才多艺这四方面的品格，还必须“文之以礼乐，亦可以成人矣”（《论语·宪问》）。礼乐均本于人的情感，“礼”主要成就人与人的生命精神活动的秩序、节制与条理，有“节制”和“尊敬”两方面意义；“乐”主要成就人与人的生命精神活动的充实、和融与欢喜，可以使人之内外生命相感通，亦与天地万物之活动相感通。

　　在唐君毅看来，中国人在日常生活的礼尚往来中熏养其道德智慧，看到生命之灵气的流行，欣赏到日用事物之美，化解人之心灵困顿并自觉提升人之生存境界。在这种生活中，人可以获得对天地人我万物通而为一的生命感受，获得性与情合一的生命体验。礼乐精神在修养人格中的关键作用，在于内外相合、表里如一，对个人修养的完成起着贯通和整合作用。（《东方人之礼乐的文化生活对世界人类之意义》，《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11月版，第202-219页）

　　三

　　现代世界的中国人，既是中国人，也是现代人，两者需要完美结合，行为做事能够合理性、合时代、合人情。在以意义的世俗化、生活的平面化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中国文化传统如何嫁接西方的宗教精神，而为生民大众提供安身立命的智慧，是唐君毅回答“如何成为现代中国人”的关键。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内部来寻求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促进现代中国人的自我陶冶，是唐君毅论“为人之学”的根本旨归。

　　唐君毅指出：“一切文化活动之所以能存在，皆依于一道德自我，为之支持。一切文化活动，皆不自觉的，或超自觉的，表现一道德价值。”（《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自序（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4月版，第5-6页）他以“道德理性”为中心，运思于经济、政治、哲学、科学、艺术、文学、体育、宗教等文化活动，强调各种文化活动的内在统一，并高扬道德主体自我超越、自作主宰的力量，化解各种思想文化与现实力量相结合而造成的冲突。在唐君毅看来，作为现代中国人，需要在坚守中国文化的德性基础，保持礼乐教化的前提下，扩充道德理性“外向开拓”维度，发展科学、民主、法制等客观精神，既接纳现代生活的影响，又保持中国人的精神特征。

　　在唐君毅看来，反求诸己的精神是儒家君子人格最根本的特征，这种精神“表示一种精神上之最高的凝聚，从整个的外面世界，收归自己，即使自己过失，呈露在知过的自己之前。”（《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2月版，第237页）反求诸己精神的缺失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产生精神病痛的原因，挺立这种精神是建设中国文化之必须。而中国人文精神之未来发展亦系于“确认中国人德性生活之发展，科学之发达，民主建国之事之成功，及宗教信仰之确立，乃并行不悖，相依为用者”。（同上书，第7页）他认为，反求诸己精神在科学哲学之中，可以使人在思想复杂、充满矛盾冲突之处稳定自己，使人的精神凝聚、撤退于自己之内；可使人之精神，于一切为必然之中保持自有和超越；可以使人在面对他人之批评与指责时无所寄心。在民主政治生活中，其根本精神亦包含着“对我以外之他人之从政能放心。此正是相信性善论者之所当至。”在民主政治制度下，反求诸己的精神表现在“一切从事竞选者，在原则上，同须求体察一切选民之意，同须用求诸己的工夫，去体察选民之意。”（同上书，第307页）

　　通过文化教养来促进反求诸己精神的推广，加强世人对人性本善且能不断扩充为善能力的信心，是唐君毅对中国人的现代发展、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基本立足点。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哲学研究所）

编辑：尹盼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