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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印章:私印文人化
元朝的公印有汉文印和八思巴文印两类。前者用于八思巴文颁行以前的元代早期。至元六年(1269年),忽必烈命令国师八思巴创立拼音文字——八思巴文,即所谓“蒙古新字”,以后汉文公印就越来越少了,元八思巴文公印的一大特点就是背款皆为汉字。元代以前多用铜、银、金、玉、琉璃等为印材,后有牙、角、木、水晶等,因质地太硬,普通刻刀不能刻之成文,只得写好篆书后请工匠来刻。元朝篆刻名家王冕用花乳石刻印,花乳石质地细软,容易雕刻,从此士大夫纷纷仿效,学制古篆印章,为明清篆刻艺术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明代内阁印用玉箸文银印,直钮,方一寸七分,厚六分;将军印用柳叶文,平羌、平蛮、征西、镇朔等将军印用螭鼎文,皆银印虎钮,方三寸三分,厚九分;其余百官印都用九叠文,铜印直钮。明代直钮已由两宋长方形板状钮变为上小下大的椭圆柱状,加高到8厘米左右,形成后世俗称的“印把子”。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李自成之父名“印”,为避讳,其时,官印均不可称“印”,而于印末刻“符”、“契”、“信”、“记”等字。清代百官印等级区分十分严格,印章普遍有所增大。最常见的是汉满文对照同时出现在印面上,这也是清公印的一大特点。
明清私印最主要的特点是“文人化”,印材以石料所作为多,一改以前主要靠印工制印的局面,印文主要由书画家亲自提刀,一般文人、书画家几乎无不喜欢用印、藏印。中国书画所谓“四绝”,即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模式在明代愈益兴盛起来,四者相互渗透,相互滋养,印章常常成为文人写意画和书法作品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明末清初更是形成了印学的几个主要流派,分别是皖派、浙派、莆田派和云间派。到了清代有印社出现,比较著名的是西泠印社、乐石社和龙渊社。齐白石先生以画好而闻名天下,但他却说:我最满意的,一是我的诗,二是我的印,三是我的书,四才是我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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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印石
中国印章所谓四大名石即寿山石、青田石、昌化石、巴林石,它们并称为中国的“四大印石”。
寿山石:寿山石产于福建省福州市寿山乡。色彩斑斓,其品种极多,根据质地、颜色、形象和产地等因素,分为田坑石、水坑石、山坑石3大类60多种,而以田坑石和水坑石最佳。大家最为熟知的田黄石就是寿山石中的精品。传说明太祖和清乾隆均好田黄,黄色本来为王者专用,“福寿田”一向为王者所追求,田黄取福寿双全之意,再加上田黄独石分散,无脉可寻,所以非常稀有昂贵。
青田石:青田石产于浙江省青田县,色彩丰富,花纹奇特,以“叶蜡石”为主,显蜡状,油脂、玻璃光泽,无透明、微透明至半透明,质地坚密细致,是中国篆刻用石最早之石种。青田石共分10大类108种,以“封门”为上品,微透明而淡青略带黄者称“封门青”。另外,晶莹如玉,照之璨如灯辉,半透明者称灯光冻;色如幽兰,明润纯净,通灵微透者称兰花青。
昌化石:昌化石产于浙江省临安昌化镇。昌化石具油脂光泽,微透明至半透明,极少数透明。按色分有白冻(透明,或称鱼脑冻)、田黄冻、桃花冻、牛角冻、砂冻等。昌化冻石中有“血”者则为上品“鸡血石”。所谓鸡血,实是朱砂(辰砂),即一种特殊的汞矿石,鲜红色。鸡血石大部分是有地子的鸡血石,地子越灵透纯净越好。
巴林石:巴林石因产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而得名,被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誉为“腾格里朝鲁”(意为天赐之石)。按照质地分类,巴林石大体上可分为鸡血石、福黄石、冻石、彩石,其他一些叫法则多从寿山石石种称谓而来。巴林福黄石、巴林鸡血石与寿山田黄石、昌化鸡血石不分伯仲,被称为“姊妹石”。
大千世界
国人为何喜爱印章
国人喜欢印章,和其与诗、书、画的结合分不开。诗书画印结合,可以把几种艺术融为一体,相互辉映,既能丰富画面内容,又能扩大画面境界,给人以更多的审美享受。这在西洋绘画中是没有的,是中国画的一个特点。
在宋代以前,画上是很少题字的,偶然有字,也只是在不显眼的角落里,写着作者小小的姓名;那时虽然也有题画诗,却不是写在画面上的。到了宋代,才有一些诗人兼书法家的画家,开始在自己作的画上书一段题记或一首诗。这样,诗书画开始结合起来,中国画历史发展中的文人画也开始了萌芽。文人画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专有名称,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文人、士大夫的绘画,以区别于民间画工和宫廷画师的绘画。到了元代,随着文人画的继续发展,印也加入了诗书画的行列,于是诗书画印就像四个孪生姐妹一样,形影不离地完美地结合起来了。这一艺术形式出现后,就被当时的画家们普遍采用。到了明清两代,文人画垄断了画坛,诗书画印结合的艺术形式日臻完善。
印最初只是一种信物,与画没有关系。宋代有人开始把印押在了画上,但那也是作为一种印证之用,以表明此画的所有权。印可以是作画者的,可以是鉴赏者的,也可以是收藏者的。印没有成为画面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就是还没有入画。到了元代,水墨画的兴起,相比其他画种占绝对压倒优势。由于水墨画上只有黑白二色,或只是黑白的浓淡变化,显得有一些沉闷,于是一种朱文印章出现了。朱文印章押到画上已不仅仅是一种信物的标记,它成为了画面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起着活跃画面气氛的作用。
一般说来,一个中国画家的印章是很多的,概括起来有三种,第一种是姓名章,这是画家们最常用的。古代画家的名字,别号往往有好几个;姓名章呢,习惯用两颗,白文章刻姓名,朱文章刻别号。第二种叫斋馆章,是表示画家住处的。中国古代的文人都爱给自己的住处取个什么斋,或什么馆的名。第三种叫闲章,大多是刻一句成语、格言或画家的主张,五花八门,丰富多彩。如“师造化”、“行万里路”,是表示画家主张师法自然,反对刻意临摹。如“孺子牛”、“江山多娇”等是表示一种奉献精神和反映时代特征的。但这种印章一般都要与画的内容有所联系。
同时,印章押在画上,还要与绘画在形式上紧密结合。印章在篆刻时讲究字体、刀法、风格,是一门独立的艺术。但是印在画上,就成为了画面不可分割的部分了。因此,盖印的时候也要非常考究,要考虑整幅画的构图、色彩,要起到呼应、对比、配合的作用。有时候画的一面空了些,另一面又重了些,显得有些不稳,在显得空的一面适当地盖上一印,用朱红的色彩一压,画面就稳住了,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师艺)
有此一说
“传国玉玺”失踪之谜
“传国玉玺”,又称“传国玺”、“传国宝”,为秦以后历代帝王相传之印玺,其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正面刻有李斯所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篆字,历代帝王皆以得此玺为符应,得之则象征其“受命于天”,失之则表现其“气数已尽”。凡登大位而无此玺者,则被讥为“白板天子”。然而,它在传了1000多年后,却神秘地失踪了。
秦王嬴政破赵时得和氏璧,嬴政一统天下,称始皇帝,命李斯篆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咸阳玉工孙寿将和氏璧磨平,雕琢为玺,即为传国玺。秦子婴元年冬,沛公刘邦入咸阳,子婴跪捧玉玺献于咸阳道左,秦亡,传国玺得归刘汉。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建立新朝,派他的弟弟前去索要,太后大骂:“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灭也!”将传国玺摔在地上,玉玺被摔碎一角,后来用黄金镶补。
东汉末年,袁绍、袁术率领天下豪强讨伐董卓,董卓弃城逃往长安。孙坚率兵驻扎洛阳城南宫殿中,突然发现宫中一口井内闪着五彩光,孙坚命手下下井探望,捞上一女尸,脖戴一锦囊,打开一看,里面有一玉玺,正是秦始皇的传国玺。孙坚将玺秘藏于妻吴氏处,没想到他的手下告密于袁绍。袁绍下令扣押了孙坚的妻子,孙坚被逼无奈,只好交出玉玺。后来袁氏兄弟败在了曹操的手下,传国玉玺又回到了汉献帝手里。
曹魏代汉,传国玺落入曹丕之手。曹丕使人在传国玺肩部刻下八个隶字“大魏受汉传国之玺”。西晋受禅,传国玺又落入司马氏手中。此后,北方陷于五胡十六国分裂动荡的局面,传国玺几经辗转。晋元帝东渡,玉玺先后失落,数帝皆无玉玺,北人称之为“白板天子”。《南齐书·舆服志》:“乘舆传国玺,秦玺也。晋中原乱没胡,江左初无之,北方人呼晋家为白板天子。”后冉魏求乞东晋军救援,传国玺为晋将领骗走,并以三百精骑连夜送至首都建康(今南京),由此,传国玺乃重归晋朝司马氏囊中。
杨坚建立隋朝后,公元589年,灭陈统一全国,传国玉玺入了隋宫。公元630年,李靖率军讨伐突厥,同年,萧后与元德太子背突厥而返归中原,传国玺归于唐朝。唐末,天下大乱,群雄四起。朱温篡唐后,传国玺又遭厄运。后唐废帝被契丹击败,登楼自焚,玉玺也遭焚烧,下落不明。经历了1500多年风风雨雨的传国玺,就此湮没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