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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特定情境下罕有之个案

——民初西式民主政治夭折的缘由

汪朝光 //www.auribault.com 2014-03-31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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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民国初孙中山与共和党本部成员在建筑物前合影。现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共和党为民国初年的政治团体，总部设在北京，黎元洪为理事长。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2月，清帝宣布退位，中国结束了历时数千年的帝制时期，开启了共和时代。历史似乎为近代中国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但是，历史的进程却不似许多人当初的期望，中国的发展没能走上独立富强、民主自由之途，却开启了军阀争斗、武夫治国之径。其间之得失经纬，向为时人和后人关注。

　　在较为均衡的政治格局下，出现了蓬勃发展的西式民主景象，政党勃兴可谓其突出表现之一

　　民国成立后，中央政府的实际权力，落入北洋系军事首领袁世凯手中。袁世凯以编练新军起家，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并有多年从政的政治经验、圆滑老到的政客手腕、遍及朝野的人脉关系。

　　袁世凯当政之始，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个人专制趋向，但此时革命的余波仍在荡漾，革命党人在中央和地方仍握有一定的权力，责任内阁制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刚刚实行，舆论开放，思想活跃，袁世凯的权力受到各方牵制。在这种较为均衡的政治格局下，出现了蓬勃发展的西式民主景象，政党勃兴可谓其突出表现之一。

　　“朝进党而暮脱党，暮进党又朝脱党，朝秦暮楚，一人一日数变，恬不为怪，党德政德荡然无存”

　　民国初年的党派数量众多，但这些党派提出的政纲多数趋同，其中提出最多者为“振兴实业”与“普及教育”。在这些党派中，组织与纲领比较健全，比较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党派主要是代表革命派的同盟会及由其改组成立的国民党和代表前清立宪派、绅商、有产者利益的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及其后由上述三党合并而成的进步党。

　　民国初年的政党数量虽多，然其实际多半为利益之驱动，而非主义与信仰之结合。细究民初各党之政纲，几难以分别其间之差别，而且政纲表述虚化，语意含混，解释各异，难以付诸实践。更有许多党派全无政纲可言，而是追名逐利，而且党员重复跨党者甚众，“朝进党而暮脱党，暮进党又朝脱党，朝秦暮楚，一人一日数变，恬不为怪，党德政德荡然无存”。正因为民初党派自政纲政策到组成成分均与普通民众无甚关联，因此民众对这些党派的兴衰命运亦淡薄不问。当政治环境变化之后，在袁世凯政府的高压之下，这些党派毫无抵抗的能力，很快星散四方，销声匿迹。

　　对于信奉以实力说话的袁世凯而言，三权分立的西式民主形式，不过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而已

　　民国政府体制采行责任内阁制，这也是革命党人为了限制袁世凯的个人权力，防止北洋派独占政权而主动采取的举措。1912年4月，由唐绍仪担任总理的内阁成立。唐绍仪本为袁世凯的老部下，与袁保持着长期的关系，但他当政后，“事事咸恪遵约法。袁世凯以每有设施，辄为国务总理依据约法拒绝副署，致不能为所欲为，深滋不悦”。为此，袁世凯指使其亲信部下在内阁中不断发难，与唐绍仪为难，使唐的施政备受掣肘。在此情况下，1912年6月唐绍仪被迫离任，同盟会阁员亦退出政府，北京政府内阁总理的职位很快落到了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手中。这不仅标志着革命派基本失去在北京中央政府的权力，同时也意味着传统文官体制在军人武力压迫下的退缩，袁世凯成为北京政府的主人。此后，“事实上国务院已成了总统府的秘书厅，所有的国务员，都惟总统之命是从，国务总理的有无，本已无关紧要，不过形式上还是非有这么一个装饰品不可”。于此亦暴露出宪政体制之约束在军事强人实力前之弱势。

　　民国初年，临时参议院颇为活跃，多数议员对袁世凯的个人专权趋向有一定的警惕，认为“参议院万不可为政府之傀儡”，并通过各项立法动议，对袁的个人专权形成了程度不等的牵制。不过，临时参议院的所作所为改变不了民初的实际政治格局，袁世凯也从来没有将参议院真正当回事。他对参议院的决议，或者是阳奉阴违，或者是置之不理，或者根本就不通过参议院而径自行事。对于信奉以实力说话的袁世凯而言，三权分立的西式民主形式，不过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而已。

　　“国会选举，批评不良者多于称道。不良的现象中，以贿选最为普遍，官僚的上下其手最为严重”

　　1912年8月，临时参议院通过《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参议院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等。《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规定，国会采取两院制，参议院议员由各省地方议会选举产生，众议院议员由地方普选产生。对于选举人的资格，除了一般性的年龄(21岁)和居住年限(在选区内住满2年)的限制外，还特别规定了对财产(有不动产500元以上)、教育程度(小学毕业)和性别(限男性)的要求。这样就使选举参与者的数量大大减少。据统计，选民人数大体为当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总体而言，根据这样的规定进行的国会选举，有利于少数传统精英士绅阶层进入政治上升通道，而剥夺了多数普通民众的参选权。其后选出的国会议员多是“‘原清政府的官吏’(包括参加新政权的旧官吏)和‘士绅’出身的，与封建经济、政治、文化联系密切的议员”。而在选举进行的过程中，各党派运用各种手段，上下其手，操控选举，以获取更多选票，本为选举重头戏的政见之争反不显眼。选举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舞弊行为，虚报选民、冒名投票的情况并不鲜见，金钱收买的情况比比皆是，更有以暴力胁迫投票者的情况。“综而言之，国会选举，批评不良者多于称道。不良的现象中，以贿选最为普遍，官僚的上下其手最为严重。”此亦表明民主政治实践非单凭理论和理想即可为，其实行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之诸多条件，然衡诸当时中国之实际，这些条件远非充足，引进民主政治体制之受挫或为必然。

　　“二次革命”的失败，基本终结了短暂的西式政党民主政治实验期

　　1913年初，国会选举告成，国民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因此招致袁世凯和北洋派之嫉恨。袁世凯早就声称，只有等他“退老山林，听诸君组织政党内阁可也”。而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为国民党组阁提供了可能性，袁世凯自然不能听之任之。3月20日，国民党主要领导人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准备乘车回京时突遭枪手袭击，救治无效，于22日去世。在国民党大选获胜和宋教仁大有可能出任阁揆的背景下，此案之政治指向甚为鲜明，无论袁世凯与此案关系如何，他都是此案最大的受益者，而北洋派压制乃至消灭革命派的图谋亦因此而浮出水面。对此，孙中山主张诉诸武力，但国民党内多数人认为，应求助法律正当解决。可是，1913年5月，上海地方审判厅开庭审理此案，被告赵秉钧等却不到庭，审理未开始即告搁置。

　　“法律解决”不成，革命派对于如何处理与袁世凯的关系尚在犹豫彷徨之中，而袁世凯在政治、军事、舆论等方面的一系列准备完成后，对革命派却采取了咄咄逼人的强硬态度。6月间，袁世凯下令免除国民党人担任的江西、广东、安徽都督职务，表明准备与革命派最后摊牌。此时，孙中山坚决主张起兵反袁，革命派内部经过沟通与协商，最终达成了起兵讨袁共识。1913年7月，革命派发起讨袁战争，也就是“二次革命”，但革命派未能争取到反对袁世凯的广泛社会支持，内部认识又不完全一致，处在孤立境地，不过两个月的时间即全面失利，孙中山等被迫流亡日本。

　　“二次革命”的失败，基本终结了自民国成立起短暂的西式政党民主政治实验期，袁世凯以军事强人地位成为北京政府的主宰。1913年10月，袁世凯出任正式大总统，其后又通过改组政府、解散国会、制定约法等一系列动作，废弃了辛亥革命留下的政治遗产，完成了北洋军系对中央和地方政权的全面控制，实现其个人专权，1911年共和革命后的西式民主实验至此亦以失败而告终。

　　民初的西式民主实验，为后人留下了非常值得研究总结之遗产

　　民国初年的西式民主实验，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特定情境下罕有之个案，为后人留下了非常值得研究总结之遗产。此次实验虽有其重要意义，如普及了民主观念，实践了民主操作，但最后的结局却并不成功，盖因当时的中国，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还是民众素质与历史传统，均不具备实行西式民主之条件。民国的创立者以其美好理想而引入之西式民主，虽经短暂实验，而终因水土不服，不过一年有余即告夭折，个中缘由，实足令后人深长思之。撇开其他因素不论，革命派领导人与袁世凯之间不同的理想追求和行事风格亦为革命党人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自辛亥革命告成、民国创立之后，革命派便以建立西式民主政治为理想目标，尽其所能，在组党、舆论、施政各方面均有所作为，但他们轻视了长期专制统治传统在中国社会所遗留的巨大影响，过于轻信民主政治的效用。更重要的是，清末以来即日渐凸显其重要性的实力政治原则，尤其是军队的重要性，被革命派基本忽视。他们主动裁减了自己的军队，也没有在控制地盘方面做太多的努力。及至“二次革命”发动，面对袁世凯的优势军队，革命派方才为时已晚地感受到掌握实力的重要。革命派及其领导人缺乏实际的政治历练，空有良好的民主政治理想，而缺少实现此一理想的实力支撑，战略战术缺乏规划，行事方式有欠周密，组织涣散，领导软弱，没有基本的依靠力量，又不善于争取政治盟友，内部动摇不定，最后的失败或为必然。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任）

　　阅读延伸

　　“不选出袁大总统，不准出场”

　　——“公民团”与袁世凯当选

　　1913年10月6日，国会会议召开，准备选举中华民国正式总统。当天的宣武门大选会场虽然有正式军队荷枪实弹，往来梭巡，但仍然被三四千“公民团”团团包围，两者相处融洽。这些“公民团”就是袁世凯请来的，与其说他们是“公民团”，不如说他们是公开的打手，他们来表达“民意”，警告每位议员：“不选出袁大总统，不准出场。”

　　在众议院会场，国民党、进步党及各小党派议员共到759人，需投票三次，检点人数、发票、投票、唱票，每次约需4小时，少说也要两三天。但议员们被“公民团”死死围住出不来，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开会。进步党议员籍忠寅、田应璜、张汉、廖宗北、彭邦栋等人烟瘾发作，哈欠连天，但是“公民团”决不通融，就是不让他们出来。烟鬼们实在熬不住了，他们到处找国民党议员讲好话，求他们放弃自己的想法，赶快选出大总统，好早点回家。

　　经过两轮投票，袁世凯获票都没有过半，还得继续投票。第三轮投票时天色已晚，这时，一些饥肠辘辘的国民党议员也动摇了，袁世凯终于得票过半。主席汤化龙大声宣告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会场外，“公民团”听说选出了袁世凯，领了报酬一哄而散。

　　（邱珍辑自《人民政协报》）

编辑：尹盼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