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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国的广东和湖南涌出了大批卓越的人物，但有所不同，广东是“拿进来”，湖南是“冲出去”，“拿进来”和“冲出去”是解读中国近代文化和现代转型的出发点

　　陈旭麓《浮想录》中有一段经典语录：“近代中国的广东和湖南涌出了大批卓越的人物，但有所不同，广东是‘拿进来’（对西方文化），湖南是‘冲出去’（对传统文化），‘拿进来’和‘冲出去’是中国创造近代文化的出发点。”

　　这是陈旭麓先生在他的历史哲学著作《浮想录》中点燃的一朵思想火花。对“西方文化”的“拿进来”不仅仅是广东人的嗜好，湖南人这方面的建树也硕果累累；而对“传统文化”的“冲出去”好像也没有成为湖南人的专利，广东人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应当说更加彻底、更为壮观。

　　进一步解读又有新的“对冲”。“拿进来”与“走出去”（迈出国门）之间固然有着逻辑关系，但问题是“走出去”不一定就能“拿进来”，而“拿进来”也不一定非“走出去”不可。揆情度理，“走出去”肯定是对“传统文化”的“冲出去”（挣脱束缚），但“走出去”并不等于“冲出去”，而不“走出去”在体制内挣脱传统文化的捆绑与束缚，实际上也是一种“冲出去”，犹如纸鸢在天空翱翔。

　　下面出场的湘粤精英人物会用他们“创造近代文化”的成绩单说明这种“钻牛角尖”绝不是庸人自扰。

　　“近代文化”作为一个无可争辩的广义概念，它是一个古老帝国被编入近代化国家候补方阵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特征，包括思想观念、社会风俗、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全方位创新与多维度变革。

　　首先要设立一个刻录坐标，好比找到一个光学焦点，才能高像素地清晰定格这幅人文风景的最佳画面。

　　纵向暂且分为两个刻度，并将1911年至1949年这段历史略去，因为这个时期最杰出的两个人物，广东人孙中山和湖南人毛泽东都是“拿进来”和“冲出去”完美的标本，不必着墨就已经惟妙惟肖了。“民主与共和”是孙中山“拿进来”的近代文化蟠桃，他在辛亥革命前身处主流文化边缘，距离政治中心遥远，他的“走出去”本身就是与故国传统文化的决裂。毛泽东在1949年以前没有出过国门，但是他将间接“拿进来”的马克思主义揉进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起到了酵母的作用，他冲破文化禁锢，闯入思想禁区，创建了与传统文化有着血亲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制度，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毛泽东借用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塑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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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1840年至1872年的32年看作是上半场，在黑暗的中世纪最后一个子夜，中国被西方列强“坚船利炮”逼入了近代历史的轨道，从此再也无法随心所欲地选择航向

　　言归正传。姑且将1840年至1872年的32年看作是上半场，在黑暗的中世纪最后一个子夜，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逼入了近代历史的轨道，从此再也无法随心所欲地选择航向，传统文化被撕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外来文化的幼芽渐次萌生，这是近代历史的早春二月；1872年至1911年的39年则为下半场，晚清进入了“创造近代文化”的总动员阶段，中国被逐步地融入国际社会，思想启蒙的壁炉逐渐升温，现代文明的温床也在此时开始预热，传统文化处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暮春时节，在迅速折旧。

　　在坐标的横向线段上则是将这两个历史时期最重要的湘粤人物制作成一个豪华版的菜单，然后分门别类加以比对，一个简略的脸谱拼图完成之后才能渐渐地还原那道灿烂的粤湘人文风景。

　　上半场的主角大致有三组六人：容闳与黄宽、魏源与梁廷枏、洪秀全与曾国藩，四个广东人和两个湖南人。

　　下半场的主力队员则增至七个：郭嵩焘与刘锡鸿、左宗棠、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与谭嗣同，四个广东人和三个湖南人。

　　先来看看粤湘两地杰出人物在上半场的业绩表现。

　　容闳和黄宽是鸦片战争后最早赴西方留学并学成归来的中国人。自从158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登陆广东，西方文化就开始逐步浸染古老的华夏文明，岭南自然也成为得风气之先的前哨阵地，大约三百年后开始厚积薄发。

　　容闳于1847年留学美国，八年后获得耶鲁大学学士学位，这是近代史上中国人在美国获得的第一个名牌大学学位。容闳回国后的最大建树是促成了清政府在1872年派遣第一批中国留学生赴美，被尊为“中国留学事业之父”，在30名“冲出去”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二是广东人，以后三批赴美学生的籍贯构成亦大致如此。容闳不仅是最早“冲出去”、“拿进来”的中国人，还促使更多的广东人“冲出去”、“拿进来”，詹天佑便是其中的杰出典范。

　　黄宽与容闳同一年赴美留学，三年后转赴英国爱丁堡大学习医，五年后成为第一个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含金量之高空前绝后，因为中国近代的医学外科技术和西医教育都是他“拿进来”的，为他加冕中国近代医学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的桂冠，黄宽是受之无愧的。

　　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湖南人魏源只到过澳门和香港，并没有真正“走出去”，但他的思想却冲出了旧体制的樊笼，他在1843年出版的《海国图志》更是“拿进来”的集大成者，成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航灯，他本人也被誉为晚清新观念训练营的首席教练。

　　与魏源同时代的广东人梁廷枏也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拿来主义者，鸦片战争后为“警醒国人”、“筹海防夷”，挥就了鸿篇巨制《海国四说》，系统盘点了英美两国的政治法律制度，成书虽比《海国图志》晚三年，但其启蒙价值可与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比肩，是鸦片战争后最重要的“冲出去”和“拿进来”的思想文化成果之一。

　　接着上场的洪秀全与曾国藩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主力选手，因为太平天国起义拉开了近代粤湘人文磨合的大幕，进而缔造了一段辉煌的神话。

　　1847年，洪秀全在体制外借用西方的基督教义创立了“拜上帝会”，公然挑战满清皇权，这既是对西方文化的“拿进来”，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冲出去”，两个“出发点”兼而有之。

　　体制内的曾国藩的情形却截然相反，他对外来文化持包容心态和开放思维，他在捍卫传统文化的同时也积极吮吸外来文化，例如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军事工业企业——安庆内军械所，还将一大批近代著名科学家网罗到麾下，在他幕府里的无影灯下为古老帝国溃烂的伤口做外科缝合手术。同时他在封建专制体制允许的尺度内，也自觉地挣脱传统文化的羁绊，不遗余力地推动洋务运动向广域延展，这种充满中国式智慧的“拿进来”与“冲出去”似乎更可圈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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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2年至1911年的39年则为下半场，思想启蒙的壁炉逐渐升温，现代文明的温床也在此时开始预热，传统文化处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暮春时节

　　下半场的赛场更加广阔，赛事也更为精彩。

　　在国内被代表主流文化的官场所疏离的郭嵩焘，到英国后从容地借鉴与吸收西方政治文化精华，并建言清廷效法，他还十分欣赏西方的物质文明成果，期盼中国早日引进，《使西纪程》便是他“冲出去”和“拿进来”的精彩注脚。

　　左宗棠在“创造近代文化”方面的独特贡献使这场赛事逐渐进入高潮。作为洋务运动的旗手之一，这位湖南人的“拿进来”都是大手笔，例如大量购置外国先进设备，聘请外籍工程师和教官，创办了马尾船厂和福州船政学堂，成为中国近代船舶工业的摇篮和近代海军人才的培训基地。他还把近代化的种子播撒到了西北荒漠。当时洋务派兴办企业多在沿海地区，但左宗棠于1880年在西北破天荒地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化的纺织企业——兰州机器织呢局，将欧美先进的设备、技术和人才引进到了西部地区，也就是说左宗棠早在130年前就开始谋划开发中国的大西北。

　　广东人黄遵宪是继魏源、徐继畲之后又一位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他在1887年撰写的《日本国志》修正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航线，因为黄遵宪有着五年的驻日外交体验，理性地“拿进来”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并提醒国人警惕这个新兴帝国的狼子野心，国人开始从模仿遥远的西方转为效法一衣带水的日本，甲午海战惨败后，朝野进一步认识到黄遵宪的思想具有先见之明，这种近代观念价值取向的调整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等于在古老的城墙边又轰开了一个豁口，一大批年轻人毅然“冲出去”，开始了留学东洋的文化苦旅，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人物，黄兴、宋教仁、汪精卫、朱执信、陈天华等都是留日学生，孙中山也正是在东京与这批湘粤革命青年一道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六年之后这批粤湘精英成为清王朝的政治掘墓人和建立“民主与共和”的生力军。

　　不仅如此，《日本国志》还是戊戌维新的第一声集结号。康梁变法的主角实际上是三个人，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两个广东人，一个湖南人，他们的维新思想和变法主张是十九世纪末冲破传统文化藩篱最响亮的发令枪，在政治上湘粤改良派是“君主立宪”的吹鼓手，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则是他们变法的经济蓝图，而在教育领域更是殚精竭虑地倡导废八股、兴学堂、开民智，这些都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革家“创造近代文化”的标准答案或规定动作。随后爆发的辛亥革命完成了对这个封建堡垒的最后攻坚。这一前一后的改良与革命都是卓越的广东人和湖南人“创造近代文化”的赫然战绩。

　　近代历史的直通车在1911年做了一个短暂的停留。再回首，抢占文化制高点或思想高地的几乎都是广东人和湖南人，这是一种历史文化逻辑的浑然天成，让人高山仰止，也就难怪陈旭麓先生二十多年前要在《浮想录》中勾勒这幅粤湘人文风景画了。

　　（作者系湘潭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