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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国志》的出版看甲午战争
//www.auribault.com2014-06-03来源: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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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们真是冤枉了黄遵宪。写完《日本国志》后,黄就一直在想方设法出版此书,但就是无人认识此书价值,因此始终未获出版。透过黄遵宪与《日本国志》的遭遇,人们对晚清的认识可能会更加深刻。

  黄遵宪(1848-1905),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1876年中举。1877年秋,日本明治十年,29岁的黄遵宪以参赞身份随首任出使日本国大臣何如璋前往东京。到日本不久,他立即深深感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绝非中国传统所蔑视的“岛夷”、“蕞尔小国”,而国人对此却一无所知。因此,从1878年开始,公务之余的时间,他几乎全都用来搜集资料,广泛接触日本社会名界,研究日本政治、社会、历史,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的变化。1882年,黄遵宪完成了《日本国志》初稿,被调美国,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在美期间他仍继续撰写《日本国志》。不久,他对官场失望,认为完成《日本国志》更为重要、更有意义,于是告假回乡,潜心写作,终于在1887年夏季在家乡完成书稿。

  黄遵宪坦承,写《日本国志》的动机是日本对中国的了解比中国对日本的了解多得多。《日本国志》40卷约50万言,包括卷首年表和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等十二种志,从各个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进一步说,这本书对明治维新后所实行的各项制度作了特别介绍。开篇他即明言这本书所述内容“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这本书其实就是记述、研究明治维新之作。因为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制度、文化“无一不取法于泰西”,他惊叹此后日本“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他详细记述了明治维新的过程,反复强调维新的重要举措是宣传民权学说,要求召开国会,认为“庶人议政,倡国会为共和”是日本转向强盛的关键之处。日本的经验使他相信“万国强由变法通”,明确希望中国也学习日本实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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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李鸿章、张之洞两位如此位高权重的高官推荐也得不到总理衙门的首肯印行,黄遵宪终于对官方刊印不再抱希望,于是转而寻求民间出版

  写完此书,黄遵宪便想将此书出版。首先他想将此书呈送主管涉外的总理衙门出版,由官方出版影响最大,最有可能影响国家政策。但他的级别低且已回乡家居,无资格向总理衙门呈递公文,而当年他的上司、曾任驻日公使的何如璋早因中法战争指挥失当而被罢官治罪,黄便于1888年秋将此稿呈送主管外事、且对他有好评的重臣李鸿章,希望他“移送总署,以备查考”,向总理衙门推荐出版。总理衙门当时有将出使大臣的日记、见闻刊刻出版的惯例,黄希望、并认为应该、且很有可能由总理衙门来出版《日本国志》。

  李鸿章将书稿连同黄遵宪禀文转至总理衙门,并作了推荐。他在“禀批”中说自己“详加披览”,认为此书“叙述具有条理”,“如职官、食货、兵刑、学术、工艺诸志,博精深考,于彼国政法从西原委,订正尤为赅备。意在于酌古之中,为医时之具,故自抒心得,议论恢奇,深协觇国采风之旨。”当然,他认为虽然日本努力学习西方也仅得形似,所以并不能从这一部专写日本的书中看清世界大势。但他仍认为这部书对日本的“政教图经,言之凿凿,如在目中,亦有志之士矣”,并将此书与备受佳评的明隆庆间赴朝使臣黄洪宪归国后所作《朝鲜国记》相提并论,且称赞《日本国志》细密完备,“足与前贤颉颃也”。

  但总理衙门并未理会李鸿章的推荐。半年过去,未闻音讯的黄遵宪心有不甘,于是在1889年春夏又将此书稿呈洋务后起重臣、两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将此稿转总理衙门时也高度评价说:“详阅所呈《日本国志》,条例精详,纲目备举,寓意深远,致力甚勤,且于外洋各国风俗、政事,俱能会通参考,具见究深时务。”然而,此书仍未获总理衙门刊印,一直被束之高阁。

  又等了半年有余,仍未得到任何消息。有李鸿章、张之洞两位如此位高权重的高官推荐也得不到总理衙门的首肯印行,黄遵宪终于对官方刊印不再抱希望,于是转而寻求民间出版。此时,他被任命为驻英使馆二等参赞,1890年初出国前他将此书稿交广州羊城富文斋书局由自己出资出版。但羊城富文斋书局也不甚重视此书,加上黄又不在国内,因此也一直未将书稿付印。1894年末,甲午战争已爆发数月,中国军队接连大败,水陆军皆已溃不成军,最终败局已定,黄遵宪此时卸任回国,此书才安排出版。近一年后,《日本国志》终于艰难问世。

  就这样,具有高度前瞻性的《日本国志》“事前”无法出版,只到结局底定、大祸已至才姗姗来迟,的确不能不令人遗憾万分,大发“此书可抵银二万万两”、“以至今日也”之慨叹。然而,这类“先见之明”最终成为“马后炮”,却非偶然,晚清的政治、社会状况决定了屡屡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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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到朝野上下的强烈批判,因此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后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身处与“夷人”作战前线的林则徐痛感对外部世界毫不了解,要自己的好友魏源在1842至1843年间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更详细的介绍。但魏源在此书中仍坚持传统观点,承认中国在地理上虽不居“正中”但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但他认识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更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像林则徐、魏源这样仅认为中国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罪莫大焉的“溃夷夏之防”!结果,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到朝野上下的强烈批判,因此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去后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大受欢迎,启发了异邦的改革,并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而中国则是在二十余年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运动时,才重新“发现”此书,重新刻印。

  李鸿章、张之洞都推荐了《日本国志》,但总理衙门却将其束之高阁,并未理会,更是事出有因。早在此事十余年前,清王朝第一个驻外使臣郭嵩焘1877年初赴英国就任,应总理衙门的要求,将自己从上海到伦敦途中这51天2万多字的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定名为《使西纪程》,钞寄一份给总理衙门 ,1877年春,由总理衙门刊印出版。由于书中赞扬了西方现代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立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群情汹汹,有人痛斥他 “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有人以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有人上奏,严谴郭“立言悖谬,失体辱国,请旨立饬毁禁其书,以维国体而靖人心”,因为郭书“其中尤谬者,至谓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中国被列强侵略,郭书中却指出它们有长处,“一再称扬,种种取媚,丧心失体,已堪骇异”。内外臣工“皆思卧薪尝胆,以国家自强为期,为异日复仇雪耻之地”,但今日郭嵩焘的言论“岂止损国体而生敌心,直将隳忠臣匡济之谋,摧天下义愤之气”。还有人主奏要求将郭嵩焘撤职调回:“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如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

  这种顽固守旧、盲目排外的情形, 正如有人所言: “朝士皆耻言西学, 有谈者指为汉奸, 不齿士类, 盖西法萌芽, 而俗尚深恶。” 郭嵩焘自己也曾在日记中感慨道: “ 能知洋情, 而后知所以控制之法, 不知洋情, 所向皆荆棘也。吾每见士大夫,即倾情告之, 而遂以是大招物议, 为语及详情, 不乐, 诟毁之。”最后,由慈禧在1877年6月中旬对总理衙门下发将此书毁版谕旨。李鸿章给友人信中感叹郭“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若达官贵人皆引为鉴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使西纪程》的遭遇,确实令人感到“中土必无振兴之期”。

  黄遵宪请李鸿章、张之洞推荐《日本国志》时,距《使西纪程》风波已十年有余,然而当时的政治环境并未改变。1890年,即李、张转黄遵宪书一年之后,被罢官归家已久的郭嵩焘病逝,李鸿章以其学行政绩上奏,希望能够援例立传赐谥,但为朝廷否决。李鸿章的奏折递上不久即奉谕旨:“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十几年后,《使西纪程》仍是郭的罪名,总理衙门对朝廷的政治态度了然于胸,根本不敢印行与《使西纪程》类似的《日本国志》。

  甲午战前,中国朝野对日本的了解仍停留在“东夷”、“蕞尔岛国”的认识。拒绝了解、认识敌国,确是战败的原因之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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