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末明治侵华战略确立

　　时至江户幕府末年，日本面临西方列强欺凌，各类藩士竞相提出挽救方略，主流意见为：仿效西方，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对外关系上，顺从列强，榨取朝鲜、中国等邻邦，跻身侵略弱国的列强行列。此种主张颇类似19世纪兴起于西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如同动物世界，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日本奉行丛林法则，既是固有文化传统所使然，也是对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直接仿效。这种社会学说在日本的代表性思想家，前有幕末的吉田松荫，后有幕末明治间的福泽谕吉。

　　吉田松荫承袭本居宣长、佐藤信渊等人的扩张主义，并有应对时势的具体谋划。1853年美国“黑船来航”之后，幕府被迫放弃锁国政策，先后同美、俄、英、荷等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陷入半殖民地危境，长州藩士吉田松荫提出“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的“海外补偿论”。吉田认为，日本没有与西方列强对抗的实力，只能通过侵略邻国补偿被列强掠夺的损失，他在《狱是帖》中说：“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断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章程，厚信义，在此期间善蓄国力，征服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应由朝鲜、满洲之土地以为偿。”

　　吉田松荫的外交谋略由两方面组成：对西方列强暂为隐忍，顺从俄、美、英；对衰弱的邻邦中国和朝鲜则取侵略攻势，进而“控制南洋而袭印度”，为将来“并吞五大洲”作准备。此种战略构想，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直接前导。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奉行吉田精神，竭力跻身欧美列强行列，争取瓜分弱国的财富与领土。

　　吉田松荫在其创办的松下村塾培养了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倒幕维新领导人，高杉于幕末亡故，后三人皆成为明治维新重臣。

　　值得一提的是，1862年，幕府派官船“千岁丸”首航上海，高杉晋作等数十名藩士随行，他们在上海目睹清朝的衰朽，其“中国观”发生重大变更：由先前对“文化母国”的景仰，衍为对一个庞大弱邻的鄙视，并生出侵凌之念。参加此行的藩士峰洁在《清国上海见闻录》中写道：“洁现在上海军营看到，兵卒敝衣、垢面、徒跣、露头、无力，皆乞食，没有一个有英勇气概可见。像这样的士兵，我一人可敌五名。若给我一万骑，率之征战，可纵横清国。”在上海看到清军的颓败之状，激发起高杉晋作等藩士的日本武士道精神。

　　与吉田松荫类似的幕末思想家不在少数，如桥本左内力主依强凌弱，于1857年提出“日俄同盟论”，向俄国“乞求和亲”，集聚国力侵略朝鲜、中国。吉田、桥本等人的战略设计，为大久保利通等明治重臣所借鉴，木户孝允的“征韩”论，山县有朋的以中国、朝鲜为日本“利益线”论，伊藤博文逼迫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时宣示的“侵华有理”论，皆师承吉田松荫和桥本左内。福泽谕吉是阐发日本侵华战略的另一重要思想家。作为启蒙学者，福泽力倡“文明开化”，引进西方技术和西方制度，而仿效欧美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亦为题中之义。他力主学习欧美，与其“共进退”，同时把中国、朝鲜等亚洲邻邦视作“野蛮未开”的“恶友”，予以抛弃乃至侵凌，这便是福泽的“脱亚入欧论”。1885年福泽著文曰：“我日本国土虽位居亚细亚的东边，但其国民的精神已脱去亚细亚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一个叫朝鲜。……如今支那朝鲜对我日本没有丝毫的助益，……与其坐等邻国开明而共兴亚洲，毋宁不与他们为伍，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与支那朝鲜接触时，也不必因为他们是邻国就特别客气，而以西洋人的方式处理即可。与恶人交友就难免恶名，我们要从内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

　　为着“脱亚”、“侵亚”，福泽谕吉力倡穷兵黩武。他的《通俗国权论》说：“百卷外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洋溢着武力崇拜。他还一反“兵者凶事”之说，鼓吹战争对日本的好处。福泽1887年撰《和外国的战争未必是凶事危事》，称“兵为凶事，战为不祥，古今皆以为如此。没有人不希望国家无事太平。然而，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打仗未必是凶事，打仗未必是不祥之事。”按福泽的逻辑，打仗成为好事，其时间地点就是腐朽衰弱之际的清国。可以说，福泽此议是为7年后挑起的甲午战争预为倡言。同在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清国征讨策略”，此为日本侵华的“大陆政策”之端绪，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八纮一宇”。

　　对日本的国权和被侵略国的国权，一些重要的日本近代思想家取绝对的双重标准，上述福泽谕吉如此，哲学家井上哲次郎亦如此。井上一方面号召日本人为“保全自己所属的国家的独立的体面而竭尽全力”，另一方面认为朝鲜、中国应当拱手交出国权，因为这些国家失去了作为国家的实力与资格。这是赤裸裸地鼓吹“侵朝、侵华有理”论。

　　从中世的丰臣秀吉，近世的佐藤信渊、吉田松荫，到近代的福泽谕吉、井上哲次郎，已为日本侵略亚洲的“大陆政策”作了思想铺垫。

　　如果说，佐藤信渊和吉田松荫的扩张谋划，虽影响广远，但毕竟属于学者的个人意见，为内忧外患所困的江户幕府尚无力实行，而福泽谕吉、井上哲次郎的理论则直接成为明治政府及后继之大正政府、昭和政府的国家战略。现代日本一直把井上哲次郎推为学院哲学奠基人，广受尊崇；更把福泽谕吉视作“近代文明导师”，很少对福泽、井上侵略中国、朝鲜的军国主义思想作批判性反思，这正与日本右翼统治阶层至今美化侵略历史的行径互为因果。

　　日本对发动侵略战争缺乏文化反思

　　日本是近现代亚洲的战争策源地，犯下严重的侵略战争罪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对发动战争（主要是太平洋战争）的罪行有所清算，但很不彻底。这与美国冷战战略相关：为了让日本充当反苏、反共防波堤，也为了压制日本左翼，美国占领当局改变对日政策，停止对天皇战争责任的追究，解除对日本的二战战犯及高官的清洗令，允许日本发展军备，曾遭“整肃”的前战犯（岸信介等），活跃在日本政界，右翼重返政治舞台中心致使日本清算侵略战争的力度远不及德国，对赞颂侵略战争的文化传统更未作深入反省。

　　因有波茨坦公约、东京大审判等作出的历史性结论高悬，又有“和平宪法”制约，日本右翼对二战的翻案只能隐隐绰绰、吞吞吐吐地进行，而对“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则基本保持明治时代以来的价值评判。我在日本讲学几年间，考察包括靖国神社在内的各种历史纪念地，发现到处充溢着对“日清战争”“日俄战争”日方胜利的赞颂与狂喜。这正是日本以侵略战争为荣的文化传统未获严正清算的表现。

　　120年前的7月，蓄谋已久、精心备战的日本，对清朝陆海军发起突袭，清廷消极应战，经9个月交手，清方陆师一败于朝鲜、再败于辽东，旅顺军港不战而弃，清廷花费巨资建立的北洋水师，在黄海被日本舰队或击沉或俘获，一舰无存。1895年4月，“海陆交绥，战无一胜”的清廷，由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在日本下关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控制朝鲜，掠占台湾，索取库平银二万万两赔款，加上“三国还辽”追加三千万两赔款，共相当于清政府三年的国库收入、日本十年的国库收入。中国半殖民地化加深，日本则得以在帝国主义路径上狂奔。

　　甲午战争是日本挑起的非正义侵略战争，打断了中国第一次近代化建设进程，中国“创巨痛深”，而日本却将这场自己发动的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称之“义战”、“文野的战争”，百余年来，这种颠倒黑白的强盗逻辑没有在日本得到驳正。

　　日本1937年发动第二次侵华战争，适值中国工业化“黄金十年”之际，日本有打断中国第二次近代化建设进程的险恶用心。八年战争，被侵略的中国牺牲数千万军民、损失财富巨万，而二战以后，日本右翼并未认罪、服罪。春山富士首相、河野洋平官房长官对日本二战的侵略历史、对“慰安妇”问题有所反省，诚恳表达歉意，却遭到今天的右翼执政者、右翼文人的否定性质疑，此为当今世界的咄咄怪事！究其原因，与日本未能深刻清算其赞颂对外侵略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

　　今天的日本右翼将讴歌对外侵略的文化传统推尊为“国粹”，丰臣秀吉、乃木希典、东乡平八郎、山本五十六等外战巨擘，被尊之“军神”，视为日本史上的英雄，受到顶礼膜拜；佐藤信渊、吉田松荫、福泽谕吉、井上哲次郎则是广受敬重的思想家，力倡侵华、侵朝的福泽谕吉的头像一直印在万元钞票上，十年前更换钞票图案，五千元钞和千元钞的图像都有变化，唯独万元钞图像仍保留福泽谕吉，足见朝野对福泽的高度敬仰。

　　当下日本右翼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昭显强化军力的诉求，并图谋构建围堵中国的包围圈，其间还潜伏着一种祸心：他们的军国主义前辈曾两度打断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现在中国和平崛起，气势不凡，今之日本右翼试图第三度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使中国重新陷入弱国泥淖，供其凌辱。对此我们要保持警惕，勿入其彀。

　　现代日本右翼政治家（从岸信介到安倍晋三等）及右翼文人（三岛由纪夫、石原慎太郎、百田尚树等）强劲坚持并礼赞侵略战争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小说家百田尚樹为例，他大肆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并撰小说《永遠の0》，赞颂驾驭零式飞机作肉弹的神风突击队，近年改编为电影，受到安倍晋三首相的热捧。这类为侵略战争唱颂歌的事象层出不穷，已经引起日本人民、中国人民及世界一切维护和平人民的愤慨与警惕，而深入辨析、力加批驳日本右翼坚持的恶质文化传统，揭示其荒谬性与危险性，是时人无可旁贷的职责。

　　（冯天瑜 1942年出生，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专门史中国文化史方向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