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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民魂是最可宝贵的

——甲午战争之败的国民性反思

刘新如 //www.auribault.com 2014-07-29 来源：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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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时国人的脸上看不到败亡之痛。　　　　　（资料图片）

　　“一个能深刻自省的民族才是最有希望的民族”。

　　我们对发生在120年前中日甲午战争的关注，不仅在于风云激荡的2014正值两个甲子之年，更重要的是从中真正获得刻骨铭心的历史启迪。

　　这一段历史实在是太惨痛了，这一次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关于甲午战争的败因，人们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和制度、战略、战术等方面进行的层剖缕析，足以构成振聋发聩的启示长卷，但其深层原因还应从“人”——晚清中国人的国民性视角做深入的探究。

　　因为战争的核心是人，现代化的核心是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崛起，不仅是经济的崛起，更是人的崛起；一支军队的强大，首先是人的强大。当前，在我们党带领我们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历史时刻，通过甲午战争之败的国民性反思，锻造强大国民，砥砺民族精神，凝聚国家力量，无疑具有非同寻常的镜鉴意义。

　　关键词国民意识

　　祛除“奴性”“看客”等国民性中的劣根性，才能真正摆脱落后衰败的民族命运

　　爱因斯坦说过：“优秀的性格和钢铁般的意志比智慧更重要。”

　　“国民性”，顾名思义，即一国民众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共同性格，包括社会心理、精神特质和行为方式等，它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走向。

　　很多日本学者在总结日清战争的经验时认为，日本人的国民意识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最大法宝。

　　一个现代国家，最主要的标志是“人”的觉醒。

　　十九世纪中叶，同在落后国家行列挣扎的中国和日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中国甚至比日本还略早些起跑——洋务运动比明治维新早8年。但在“立人”的较量上，日本远胜中国一筹。

　　在向西方学习时，日本不像大清王朝停留在器物层面，而是提出“和魂洋才”的口号，致力“去旧更张”，打造现代国民，抓住了变革的精髓，从而后来居上，成为夷中之强。

　　明治维新其实质是一场政治变革，是“人”的革命。短短30多年，通过建西学、改兵役、撤藩置县、清田亩、鼓励民间资本和开展“自由民权”运动等一系列措施，日本奠定了国民国家的基本国家模式。民众逐步有了“清醒的个性意义上的权利意识”，在政治上有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力，在经济上有财富支配权，从而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民，萌发了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认同。

　　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国民的步调是一致的，没什么左翼、右翼之分，都认为他们打的是“国运相赌”的国家战争，从上到下像吃了激素一样处在极度亢奋之中。日本天皇自勒腰带，带头每天减少一顿饭，每年从内库中拨给海军30万日元。广大民众竞相仿效，解囊捐助，就连社会底层最卑微的妓女也慷慨拿出卖身钱支援前线。当时到日本去的中国人带回这些见闻，在京城茶楼酒肆居然被传为笑谈。

　　甲午前夜，沉睡的中华民族尚未睁开惺忪的眼。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大国。自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称帝起专制的历史长达两千多年，愈益严酷的皇权专制制度严重扼杀了国人的思想自由和自主意识。看看那些清朝的宫廷剧，口口声声“奴才、奴才”。无论是皇亲国戚、高官显贵还是普通百姓，无不自称“奴才”。一个“奴”字，把中国人的“奴性”人格或曰“臣民”意识，表现得淋漓尽致。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家天下”的政治架构下，人们一直在“做稳了奴隶”和“求做奴隶而不得”的一治一乱中挣扎。天长日久，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逆来顺受，麻木不仁，“奴性”与“看客”心态发展成为民族性格中的突出特征。因此，当国家遇到危难时，老百姓自然都将自己当作“局外人”，国事任由肉食者谋之。

　　在和日本作战的整个过程中，居然只有李鸿章的淮军在参战。皇帝下了几道诏书，调遣南方的部队和军舰都调而不动。当日军攻到山东时，守土抗敌的清政府招募新军竟然招不到，而日本计划增兵20万，但因报名踊跃实际招了24万多。

　　甲午战后，一位日本官员在湖北沙市吃惊地发现，在这座长江中游港口城市，民众根本就不曾听说刚刚打过的一场关乎民族命运的战争。

　　尤其令人惊愕和耻笑的是，北洋舰队船只被围在威海卫港向日军投降时，鱼雷巡洋舰“广丙”号管带竟然提出，本舰属于广东水师，只是参加海上会操才来到威海，此时“应予放行南返”。在其心目中，好像不是自己的国家而只是北洋水师同日本进入了战争状态。

　　这样的历史细节是颇有意味的！“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对决。朝野上下普遍缺乏国民意识，可以说是当时中国与日本在近代转型中的最大差距。拨开历史迷雾，这才是甲午战争惨败的一个“命门”。

　　中国虽是文明古国，但国家、民族、主权这些近代政治概念，是19世纪末才引进中国的。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严复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建立君主立宪的现代国家制度；梁启超倡导“新民说”——“欲维新我国，当维新吾民”；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将“国民心理建设”放在首位；李大钊提出要对国家与国民进行“物心两面的改造”；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有感于电影短片中中国人被砍头时围观同胞的“看客”神情，愤然弃医从文，拿起了“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手术刀”。

　　甲午战争的惨败终于激起了国民意识的觉醒。正如恩格斯深刻指出的：“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来说是独立的力量，马上就变为第一个支配人的精神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自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兴起，北伐及大革命时代成长，“七七事变”之后的全民族抗战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抗美援朝时期，正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高涨之时。倘若甲午战争时，国人便有这样的觉醒，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有可能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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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尹盼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