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失之于“强”，宋失之于“弱”？－文史纵横－理论频道

联系我们邮箱登录通行证登录网站地图

设为首页加入收藏

当前位置：中工网－理论频道－文史纵横－正文

理论关键词投稿

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和谐劳动关系十七届六中全会十二五和谐社会学习型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马克思主义

秦失之于“强”，宋失之于“弱”？

——司马光“庸人政治”说之得失

韩毓海 //www.auribault.com 2014-11-03 来源：北京日报

分享到：

　　司马光生活的时代去五代之乱不远，唐末藩镇割据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对他刺激尤深，所以《资治通鉴》从春秋“尊王抑诸侯”的议论开篇，这当然是很不错的。遭逢天下大乱之后，对于“稳定比动乱好、统一比分裂好”这番简单的道理，司马光是懂得的。

　　但是，他却由此进一步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国家选拔人才，如果找不到“圣人”、“君子”，那么与其用能人，不如用“愚人”，与其用强人，不如用“弱人”。也就是说，与其用能办事的刚健有为之士，不如用“庸人”。庸人有个好处，就是他虽不能办事，但也不会生事，他虽不“为人民服务”，但也不至于扰民，如此政权才会稳定，天下才会永远太平。

　　他在通鉴开篇就这样议论说：

　　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在司马光看来，秦的制度就是尽用“强人”和功利“小人”的“暴政”，秦之失，恰恰就在于“强”，因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必然扰民、病民，与民争利。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司马光这里所说的“民”，绝不是指普通老百姓，其实王利器先生早就指出过，司马光这里的民特指“富民”，“甚至是封建性和地方性的土豪劣绅”。司马光站在乡绅的立场上，他是希望国家与乡绅分权，即地方由乡绅按照乡规民约来治理，而国家官员们只要用诗词歌赋养养心，不要多事就好了，因此，他转而追求一个立足于地方分权的“弱政治”和“弱制度”。

　　司马光所追求的“分权”是不是民主呢？不是的。分权的前提就是承认特权，所谓分权，也就是说必须给特权阶层留下特权之余地。用司马光的理论来说，庸人和笨蛋当官便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即使不与特权阶层沆瀣一气，但也绝不至于去动他们的奶酪，即使他想动，也如“乳狗搏人”，最终必为特权阶层所制。

　　在司马光的政治对立面王安石看来，宋代积弱的根源，恰恰在于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出了大问题，宋的制度，从根本上违背了秦以来的“先王之制”。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王安石指出，宋的官员选拔机制是完全非理性和无效率的，因为它的“选拔标准”是把选拔庸人作为目的，从而不可避免地把说假话、废话和空话以及写大块文章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而把财政、税收、司法和军事能力视为危险的歪门邪道，而如此选出来的一定是一大批废物。这种以选拔“庸人”为标准的制度，得到的只能是等而下之的坏人。

　　南宋的叶适则在《外?》中感叹说：秦所选之官，皆为“强人”，而宋所选之官，则皆为“废人”。宋根本没有资格批判和嘲笑秦，因为“秦之失在于强，而今之失，则在于弱矣”。

　　斯坦福大学历史教授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在他的巨著《西方将主宰多久》中说，治理国家有两种方式：高端战略和低端战略。所谓高端战略，就是依靠国家税收，雇佣职业官员治国理政；所谓低端战略，就是不依靠统一的国家税收养职业化的官僚，而是依靠地方贵族（主要是统治者的亲戚）自治，甚至让他们在自己的领地里建立军队，只要他们能够招之即来，那么国家就不必支付军队的费用，并用税收来维持一个中央政府。

　　在莫里斯看来，从公元前1000年起，东西方都逐步发生了从“低端战略”向着“高端战略”的制度演进，用中国话来说，就是从“封建”向着“郡县”的制度演进，在东方，这一制度的飞跃是以秦的统一为标志，而在西方，则是以罗马帝国的形成为标志。

　　莫里斯说，中华文明第一次开始领先世界，就是从秦始皇开始，因为秦比罗马更早完成了从低端战略向高端战略的制度飞跃，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华文明最终在隋唐时代超越了西方。但是，从宋代开始，士大夫阶层的君子与小人、事功与义理争辩乃至新旧党争，对中华文明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至今回响不绝。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必须带有清醒的批判眼光。（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编辑：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