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建构民族精神的传统与使命－文史纵横－理论频道

联系我们邮箱登录通行证登录网站地图

设为首页加入收藏

当前位置：中工网－理论频道－文史纵横－正文

理论关键词投稿

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和谐劳动关系十七届六中全会十二五和谐社会学习型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马克思主义

文学建构民族精神的传统与使命

王坤 //www.auribault.com 2014-11-11 来源：人民日报

分享到：

　　古往今来的中国文学，不仅对个人品格养成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更对我们民族精神的建构，起到价值观的奠基与导引作用

　　在博富的传统文化中，有些是在物质贫弱基础上履行建构使命的，无意中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将精神富有与物质富有对立起来。在现代社会，这种思路应予扬弃，否则，阿Q式的悲剧，就不只是个体性的

　　既弘扬传统文学之精华，又符合我们国家在当今世界格局中的身份地位，文学在新世纪履行建构使命时，应为我们的民族精神注入新内涵

　　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当今之世，物质财富的拥有量与民族文化的影响力，是一个国家实力和地位的两大标志。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其建构过程贯穿社稷变迁与人事代谢，其建构载体则包括关涉人心品性的所有精神形态及其表达。

　　绵延几千年的中国文学，贯穿始终的，就是肩负建构民族精神之使命。传统文学以养护人心、培育人格见长，尤其高扬个人操守与民族气节。文学发展到今天，其建构使命正面临变局，以往薄弱的物质基础已得到实质性改观。因此，既弘扬传统文学之精华，又符合我们国家在当今世界格局中的身份地位，文学在新世纪履行建构使命时，应为我们的民族精神注入新内涵。

　　传统文学对个人品格的建构

　　在威逼利诱前不变节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中华传统文化里，社会的治理与发展，离不开个人品行的养成和提高。文学对民族精神的建构，也正由此入手。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既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更有“智者歌其思”寓于其间。所思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运用“比德”方式，塑造当时社会朴实的理想人格。《诗经》涉及玉的篇目多达30余首，以玉之高洁，比附人品之典范。出自《卫风·淇奥》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本意是讲有修养、有文采的君子，就像切磋、琢磨后的玉器那般晶莹典雅。与赞美有关的汉字，无论指涉人还是事，许多带有玉字偏旁，其用意就是肯定、赞美对象具有玉石般高洁的品质。

　　人品之如玉，不惟高贵，更体现为不容玷污，拒绝同流合污。“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在周敦颐的《爱莲说》中，“比德说”得到进一步升华：真正高尚之人格，恰似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这种人格，经得起各种挫折和磨难，在任何威逼利诱前都不变节，能够永葆本色。翻看上下几千年的文学史，赞美岁寒三友松、竹、梅，或称颂四君子梅、兰、竹、菊的篇什，随处可见。这种“比德”“比兴”实践及其对民族精神的建构，既是从上古到当代的中国文学史的艺术要素，更是融入文学活动全过程的经纬线。

　　与此相应，作为文论“开山的纲领”，“诗言志”在理论的源头处确立了文学的基本观念，赋予文学建构使命，其核心要素就是励志，尤其是言志者的自励：文学对人品的建构，首先体现为作者自身节操的砥砺。传统文论中，无论是对创作经验的总结，还是对文学接受的指导，作者的人品始终处于重要位置，并由此生发出中国文学的另一个基本观念——穷而后工，目的就在于强调文学砥砺人格的重要性，隐喻“砥砺不足者无望其成”之意。这一文学观念是在千百年积淀中形成的选择性“集体认同”。

　　中华文明史上的典范人物，其人品无不与文学的建构要旨相契相合。像“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屈原、“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的颜回，他们千百年来之所以始终为后人景仰，首先就在于人格的高尚与坚定：无论何时何地，无论面对怎样的威胁和诱惑，他们心中的信念决不动摇，自身的节操稳如磐石。

　　传统文学对民族意志的锻造

　　在强敌入侵时不屈服

　　民族意志是众多个体精神品格的凝聚。文学使命的履行，围绕这两个纬度进行。古往今来的中国文学，不仅对个人品格的养成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更对我们民族精神的建构，起到价值观的奠基与导引作用。历史上，中华民族面临强敌入侵时，总能升华坚韧的民族意志，决不屈服，奋起反抗，保家卫国。值此期间，可歌可泣的人物与事迹不计其数，相伴而生的诗篇，惊天地动鬼神。岳飞的《满江红》所代表的民族意志，就是面对强敌入侵，毫不畏惧，秉持必胜信念，敢战善战，精忠报国。

　　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在那种时候，并非所有人都有机会像岳家军那样上阵杀敌，报效国家。文天祥的《正气歌》千古传唱，它所代表的民族意志则属于另一类型：尽管身陷囹圄，面对强敌的威逼利诱，决不屈服，视死如归。

　　在这方面，民间文学的建构之功相当突出：坊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演义，首推杨家将、岳家军。它们并非历史的真实写照，而是在铸造不畏强敌的民族精神，通过感召广大民众，化育普通百姓，为熔铸钢铁般的民族意志，打下广泛而坚实的基础。

　　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强调，“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融合过程中，围绕着更替与离合，少不了纷争和流血，涌现出无数义无反顾的殉道者。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的视野与思维，已足以在高度肯定历史人物的同时，对其当代意义予以重新阐释。金庸在这方面具有特殊意义：他以武侠小说形塑民族精神，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判断标准，由对殉道者的一般肯定，转为天下苍生是否真正脱离苦难、是否得到休养生息、是否能够安居乐业。

　　当代作品中，铸就民族意志的优秀之作尤为醒目。抗日题材电视连续剧《亮剑》继承传统文学所塑造的个人品格与民族意志，面对强敌，一定要迎上前去亮剑！哪怕倒在对手剑下，虽败犹荣。正是凭借这种亮剑精神，八年抗日战争，虽然我们面对的日本侵略者拥有绝对优势的武器装备，但结局却是鸦片战争以来，在抵御外敌入侵过程中，中国人民第一次获得完全胜利。亮剑精神，是中华民族反抗强敌入侵时，个人品格与民族意志高度凝聚的生动写照，是新世纪文艺弘扬民族精神的经典创造。

　　传统文学对当代社会的启示

　　在全球交往中不被动

　　过往不少文学作品是在物质贫弱的基础上履行建构使命的，它所着力建构的主体，多为贫穷的一方、弱小的一方。我们正在告别贫穷、告别弱小，也就意味着，当今文学履行建构使命的基础，正在发生实质性变化，除了继承传统，还需积极探索文学使命的新导向。如果说，传统文学所建构的民族精神，有一个重点，就是激励穷人和弱者如何生存和发展，今后的建构重点，则需包含引导公民身份意识的转换，在与世界其他国家与民族的交往过程中，无论贫富强弱，均坦然相见，不被动。这一新的建构目标看似简单，个中内蕴实则兼具基本层次与最高境界：古往今来，国际交往中不被动或少被动的一方，多属于富强者。

　　告别贫穷和弱小，不是在封闭的环境中，而是在与当今地球村其他居民、其他文化打交道的过程中进行的。其间如何避免被动，我们的文学乃至整个文化，并没有现成的建构经验可供继承和借鉴。决不放纵物欲，决不惧怕强敌，是传统文学所着力建构的民族精神内核，当然要继续弘扬；但是，如果不能顺应时势，认清已经发生的身份变化，只以贫弱者思路行富强者之事，在全球交往实践中，公民的日常举动，难免出现违背初衷乃至意想不到的变形，从而造成本可避免的被动。

　　回望文学史，建构重心的转向，在五四时期就颇具规模。今日看来，鲁迅作品的意义不仅在于展示贫弱者的可悲、可怜与可怕，更在于指出，必须铲除“精神胜利法”那样的心魔。由于某些传统文化是在物质贫弱基础上履行建构使命的，因而无意之中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将精神富有与物质富有对立起来。在现代社会，这种思路该扬弃了，否则，阿Q式的悲剧，就不只是个体性的，而是社会性的了。

　　如何做富者与强者？自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以来，西方文学历经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比我们更早体验人性深度、潜意识的无限性及其各种变形，更早经历社会生活节奏变化对人性的巨大挤压及其反弹……这种“心灵演化”的效用，体现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就是有经验的一方会比新手更少被动性。由此反观好莱坞电影，其核心元素当然离不开传播西方价值观念，但有一点却常常为世人所忽略——它实际上是在训导公民如何长久地做富裕者和强大者。比如，一定要非常警惕以高科技为基点演化出来的恐怖分子、无法预知的大自然灾害、实力远在人类之上的外星人……对于不可预知的未来而言，这些“心灵演化”对公民精神的建构，其实也含有避免被动的意味。

　　“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这是习近平同志对全国文艺界提出的要求。中华民族的精神建构，已绵延数千年。过去我们能够做到贫而不弱，现在更能避免富而不强。文学大展身手，正当其时。（作者为中山大学教授）

编辑：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