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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逐渐形成了惩于事后、防于事前、防惩并举的反腐思路,如养廉先养心,表彰廉吏,斥责贪官,立制反腐,铁腕治贪——
中国古代反腐倡廉的文化遗产
李传印
//www.auribault.com2014-12-01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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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在与腐败斗争过程中没有解决的三个问题

  中国古代廉政教育一直常抓,反腐利剑时时高悬,腐败亡国的警钟长鸣,但是,历朝历代仍然是贪官如蚁,清官廉吏寥若晨星,因腐败而人亡政息的历史悲剧不断上演,中国历史发展陷入腐败——亡国——再腐败——再亡国的历史怪圈。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反腐过程中有三个主要问题难以解决。

  第一,对权力约束和监督的疲软问题。

  虽然中国古代有许多约束权力和监督权力运行的制度,但在君主专制制度下,这些制度对权力的约束力有限。史官记言记事,把君主言行昭诸史册以及君权神授、敬天保民的观念,虽然对至高无上的君权形成了一定的约束,但这种约束力是建立在君王有较强烈道德自律意识的基础上,属于软约束,不是法律和制度的刚性约束,这种软性约束力十分有限。而各级官吏的权力受命于君,君明则臣直,君昏则臣奸,对官吏权力的约束系于明君圣主,缺乏人民和社会对于官吏权力的约束和监督机制,权力在封建专制的体制内封闭运行,腐败成为一种多发的社会现象就不难理解了。

  第二,潜规则对于法律和制度的异化和效率消解问题。

  中国古代文化重血缘关系和亲情友情,法律观念、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相对薄弱,潜规则盛行,在亲情、友情和利益导向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们善于把反对腐败、倡行廉政的相关法律规定和制度的执行效率悄然消解得无影无踪。

  汉代察举孝子廉吏,强调以德举人。但在社会现实层面,察举孝廉竟然成为一些投机分子获得功名利禄的工具,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尴尬局面。曹魏政权为了选拔优秀人才,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德、才举人,把好官吏入口关,若仅仅从文本看,九品中正制的确是善制善政。但是,负责选举人才的中正官选人唯亲,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庶族”的门阀社会。

  第三,官吏知行背离、行不由衷的问题。

  儒家是中国古代社会主流思想,绝大部分官吏都是饱读经书,口称圣贤之士。儒家的仁义礼智,仁民爱物的基本思想对于中国古代的各级官吏而言并不陌生,甚至是熟读于心。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贴在许多官吏厅堂的显要位置。翻开史册,贪赃腐败而致身败名裂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令人诧异的是,历史上一些贪腐之徒恰恰就是这些满腹经纶的儒生。

  清代和珅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武官家庭,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十来岁时被选入咸安宫官学,接受儒学经典和满、汉、蒙古文字教育。但和坤贪得无厌,卖官、受贿、结党营私。要说和珅不明事理,难以令人信服,但是他口中说的是圣贤之书,做的却是城狐社鼠之为。身陷囹圄的和珅在《上元夜狱中对月》的诗中写下了“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的句子,流露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悔恨。只有真正解决好官吏知行背离,说一套做一套的问题,才能把反腐倡廉落到实处。(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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