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可谓是一个“阅读之死”的年代。阅读本义指“阅文”，但日益流行的“读图”也是阅读题中之义。读图时代的深层危机在于浅阅读背后是阅读力的退化。

　　如果我们将阅读置于知识考古学的视野之下，阅读力的退化正是“读图时代”人类普遍的精神境况。相对于阅读语言文字的“读书”，“读图”曾经充当了解放的力量，是新时代启蒙的象征，当下阅读力丧失的种种症候正是启蒙衰竭的象征。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认为，神话与启蒙呈现为一对辩证关系：神话即是启蒙，但启蒙已经蜕变为神话。在读图与阅文的二元关系中亦可发现，人类本初的“读图”本能与神话的形象性相类似，即便在黑暗的洞穴中，人类也会用稚拙的画风在洞壁上记录生活、表达信仰，这是启蒙的最初形式。“阅文”则像洞外的启蒙之光，随着“阅文”替代“读图”逐渐占据主导，理性取得了人类文明的盟主权。文化工业崛起，世界再次进入普遍图像化的时代，人类面向另一场“视觉转向”，“读图”重新崛起，感性革命颠覆理性启蒙，这正在将我们导向另一场神话。

　　读图时代阅读力退化来源于快感神话的“快感+节约原理”。传播学研究中，受众一般趋向于接受最符合经济原理的阅读方式，即付出较少却能得到较多的媒体和文体。对新时代的受众来说，花最少精力得到最多的东西，是工具理性的核心。相比读图，缓慢地阅文自然不符合“快感+节约原理”，随之消失的是与文字摩擦的亲密以及生命体验的热度。

　　在印度工程师眼中，中国人对阅读的冷漠似乎比其他国家更为严重，这与传统和现代的文明形成了双向背离。对阅读力更为致命的挫伤，并不在图像本身，而在于消费主义的宰制。蔓延着的“图像拜物教”将阅读简化为对虚幻魔力的崇拜，而这与当下中国社会的消费主义化密不可分。《令人忧虑，不阅读的中国人》中说：“中国乘客中也有阅读和工作的，但不太多——大部分人或者在穿梭购物，或者在大声谈笑和比较价格”，作者不禁问道：“为什么中国人都在打电话或玩手机？没有人看书！”这正点出了“读图时代”的一个本质特征。图像之所以具有魔力，乃是由于图像作为文化的“主因”正适合消费社会的主导倾向。形象即商品，而商品即形象。形象不仅可以提供商品的使用价值，更将阅读和思想拟像化为符号价值和象征价值，这一转换，不可避免地导向一种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

　　正如鲍德里亚等人的分析，一种对于图像的崇拜正在让人们陷于感性主义和快乐原则的沉迷之中。“阅文”越来越远，而“读图”无限趋近，神话制造了启蒙，而启蒙却退化为神话。读图时代彰显出一种“读图”与“阅文”相冲突、感性主义与理想主义相抵牾的文化政治，标志着后现代启蒙落入困境。（作者为复旦大学出版社副编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