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是中国儿童文学的“黄金十年”，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在强劲的阅读需求带动下，经历了令人目眩的井喷式发展。这是作家、出版人、批评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从根本上看，还是大势使然。十多年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人口和家庭结构、社会一般消费水平、教育和文化形态都发生着急剧变化，各方面力量汇聚起来，巨大的繁荣几乎是猝不及防地来到我们中间。使用“猝不及防”这个词，是为了说明儿童文学过去十年的迅猛发展，一定程度上是匆忙上阵，准备不足，需求滔滔而来，来不及深思熟虑，只好马上行动，在创造和探索中顺应大势。于是，“黄金十年”成就辉煌，但可能也是粗放的、跑马圈地的发展，生机勃勃但也潜伏一些问题，过于热闹也就难免浮躁。

　　对于这个时代的儿童的认识准备不足

　　准备不足终究要补课。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面临新的更高要求。过去十多年中，涉及少年儿童的方方面面的因素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对此，需要做认真系统的研究。作为一个文学门类，儿童文学首先是由它的读者所界定的，它的对象是0岁到18岁的少年儿童，也就是法律意义上的未成年人，这就决定了儿童文学有着具体明确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功能，它内在地预设着社会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培养，也包含着社会对少年儿童的理解和认识。那么，首要的问题是，对于这个时代的少年儿童，我们的作家、出版人到底知道多少，达到了什么样的认识水平？

　　谈起少年儿童，我们有太多诗意的、浪漫化的修辞，这当然很好，至少表明了我们多么爱我们的孩子。但是不要忘记，我们面对的不是抽象的、观念化的、均质的少年儿童，而是如此具体的这个时代的中国孩子，在这近4亿少年儿童中，存在着复杂的差异。以生活的地域而论，城市的孩子、农村的孩子，大城市的孩子、中小城市的孩子，东部的孩子、西部的孩子，一样吗？可能很不一样。以年龄而论，我们通常分成低幼、儿童、少年或者学龄前儿童、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并作出相应的界定，但这种区分是不是够了？在有的国家，儿童文学创作出版是建立在对孩子的高度细分和深入研究基础上的，7岁的男孩子是什么样、女孩子是什么样，16岁的男孩子女孩子又是什么样，逐岁研究孩子的身心状况和成长中的问题。相比之下，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但我们在孩子身上下的功夫还不够细不够深，还是大而化之的。

　　生活的变化、时代的变化也深刻地印于孩子的身心。比如，就相同年龄接收信息的水平而言，这个时代的孩子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这到底对他们的心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又比如，现在孩子们的营养水平、身体发育水平普遍高于过去，他们的身体可能比心智跑得快，这也一定会带来新的复杂问题。更不用说，孩子们并非被隔离在绝对的保护罩里，家庭、社会、媒体、流行文化中的种种因素，都会反映、折射、渗透、参与到孩子们的生活和成长中。

　　理论的、生活的和艺术的经验准备不足

　　这一切都给我们带来了认识上的巨大难度，不用说深入系统的理论认识，即使在直接的经验水平上，我们恐怕也不能说充分地了解孩子。儿童文学创作出版中一些畸轻畸重的失衡现象，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理论的、生活的和艺术的经验准备不足，不得不避重就轻。

　　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对象是从0岁到18岁，中国儿童文学的最高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评奖范围就是如此。但是多年来，提起儿童文学，大家通常认为是给小孩子看的，那么，那些进入青春期的大孩子们看什么？主要是“青春文学”。在书店里，“青春文学”铺天盖地，基本上是孩子的同龄人或稍大一些的人写的，成年作家的作品很少，现在的局面就是，青春期的大孩子相互抚慰，成年人默不作声。这在世界各国都是罕见的现象，是不正常的。一方面，社会和生活变化太快，经验的折旧加速，对于现在青春期的孩子，连他们的父母都会感到有隔膜；另一方面，在高速发展的时代，孩子们青春期的焦虑和困惑、成长的孤独和困难也在加剧，他们的精神需求非常复杂迫切，如果成人的作家不能提供相应的满足，他们自然就会倾向于同代人之间的相互映照和认同。但是，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这个特殊时刻，恰恰特别需要我们用人类积累下来的经验、知识和智慧去帮助他们，失语、沉默，任由孩子自己去摸索，这是失职，是没有尽到文化上的责任。

　　问题是，我们现在可能缺乏尽到这份责任的能力和自信。为什么写低幼和儿童就比较有把握，写初中生、高中生就没有把握？因为年龄越小，经验构成就相对简单，一个四五岁的中国孩子和一个同龄的欧洲孩子，也许相差不到哪里去，但是，17岁的中国孩子和17岁的美国孩子差别就很大了，社会和文化的差异已经非常鲜明地投射到他们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现成的文学经验就不管用了，这是中国的青春期，不是美国的青春期，是这个时代的青春期，不是三四十年前的青春期，作家差不多是空无依傍，但又不能全凭想象，而必须下艰苦的功夫去了解、认识、思考。而且青春期的孩子是最挑剔、最任性的读者，他们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能力，甚至形成了自己的“亚语言”，不是扮儿童腔就能应付过去的，作家在艺术上、语言上也面临艰巨的考验。

　　理解了这些难度，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会形成现在这样一种大孩子写给大孩子看的局面。时代确实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孩子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中国儿童文学能不能延续过去十年的辉煌，继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充分满足这些要求。

　　理论评论、跨学科研究等基础性工作有待加强

　　这里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对作家来说，首要的工作是熟悉人、了解人，儿童文学同样需要深入生活，深入感受少年儿童的心灵状态，深入研究少年儿童成长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同时，就整个儿童文学的创作出版而言，既然准备不足，很多基础性的工作没有来得及做或者做得不深不细，那么，走慢一点，打牢基础就尤为必要。

　　儿童文学从来就不仅仅是“文学”，它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深刻、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关切。对儿童文学作品的评价，也绝不仅仅是评论家的事，关于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好还是不好、该不该给孩子们读，其中涉及的争议性问题，固然儿童文学评论家们应该说话，而且要说真话、讲道理，但是作家、出版人、心理学家、教师、家长、孩子，也都应该充分地参与进来。需要在现有的各种机制基础上逐步探索，建立和完善有关儿童文学的社会性评价体系。这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也是一项基础性工作。

　　同时，儿童文学的理论评论需要大大加强。随着时代的变化，有很多新的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去面对，去试着做出理论上的回应。比如，儿童文学同样要反映现实生活、人类经验，但这种反映有它的特殊性，和成人的文学毕竟不同。社会和人生的复杂在什么意义、什么分寸上进入儿童文学作品，需要深入研究。比如“儿童性”的概念，它不是抽象的，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说，童年是被建构起来的，这在学术上可能有争议，但“儿童性”必定是历史的、具体的，那么我们如何认识这个时代中国的儿童性？当我们谈论“中国式童年”“中国式成长”时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如何在本土的历史和经验语境中认识儿童生活中的种种现象，如何确立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主体性？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再比如价值观问题，这是儿童文学的首要问题，但是，任何一种美好价值落实到儿童生活中去的时候，都需要在具体的时代条件下做周详的辨析和妥帖的安顿。以“勇敢”为例，过去的儿童文学中与坏人做斗争是勇敢，但是现在，我们可能会认为孩子首要的是保护自己。诸如此类的问题，就文学谈文学是谈不清楚的，需要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法学、生理学、教育学乃至经济学的多学科参与，需要跨学科的深入研究。

　　儿童文学理论应该走在创作和出版前面，不仅是引导观念变革、艺术创新，更重要的是，要使儿童文学建立在对少年儿童生活和心灵的可靠知识与精微分析的基础上，使儿童文学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关切建立在全社会的深思熟虑和充分共识的基础上。这个基础是否具备、是否牢固，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儿童文学的发展前景。

　　满足少年儿童阅读需求，繁荣儿童文学创作出版，这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严肃要求。尽管有“黄金十年”的狂飙突进，但总体上说，创作出版不能充分满足需求，依然是中国儿童文学面临的根本问题。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儿童文学市场，中国的作家和出版人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读者群体，经过上一个十年，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中国的儿童文学以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站立在世界儿童文学的高地上。为此，儿童文学需要再准备，整个行业和每个儿童文学工作者都需要慢一点、沉着一点，耐心做好基础性工作，更好地迎接下一个“黄金十年”的到来。（作者为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