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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国精神为文艺筑脊铸魂
艾斐
//www.auribault.com 2015-11-16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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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民族都有其民族精神,每个时代都有其时代精神。当这两种精神叠合并融会于特定的国家形态与社会生活之中时,便会自然转换为大众高度认同和尊崇的国家观念与时代标识,并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体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理念,被广为秉持和尊奉。

  中国精神就是这样。它源自悠久而优渥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璀璨而丰富的精神内曜与思想内蕴,并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与社会变革中不断地与世界上其他优秀文化相碰撞、相融合,在实践中经过充分积淀和高度升华而最终形成自身的个性特质与优秀潜质,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蕴和中国社会的文明底色。这是什么呢?这便是党的十八大报告用12个词组所概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国家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价值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个人价值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显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中国精神的旨要与内存,同时也必定和必然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枢机与灵魂,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是我们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和全面小康目标的精神引擎与动力之源。这就天然地决定了任何内容和形式的文化创造与文艺创作,都定当要以此作为至高至上的遵循和至善至美的追求。也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文化精品、创作出艺术佳构。

  这是一个铁律。

  一

  中国精神在本质上也就是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精神。因为只有人,才会有精神。换言之,也就是人乃为精神之动物。文艺作品之所以要以写人为中心,文化创造之所以要以人为对象,就因为人是精神的本源与载体。这同时也就决定了写人的关键唯在于要写出人的精神气质和精神风貌,写出人的“心”与“思”,写出人的“魂”与“魄”。因为社会因人而建构,人因精神而卓拔。正由于这种卓拔,才使人获得了超越任何物种的智慧性、道德感和创造力。故此,早在2000多年前,荀子就认定:“人,最为天下贵。”贵就贵在人有思想,人有智慧,人有道义,人有廉耻,人有文明意识与价值理念。将这一切概括起来,则便是但凡为人者,必定和必然秉具精神内质、精神风采与精神追求,并由此而决定了精神对人和人类社会的第一观照力与极端重要性,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而文艺创作作为文化创造的一种普遍形态和基本形式,其魅力和使命则永远都在于对人之精神内蕴和思想内曜的发现、发掘、弘扬与升华。只有这样,文艺才会有内涵、有亮色、有作用、有价值。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其头等任务和最大担当,自然就是要通过生动的人物形象、多彩的生活故事和精美的艺术形式而充分展现与激情扬励中国精神、中国道路、中国力量,并以之勾画和塑造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形象。

  中国形象有硬件,也有软件。其物形固不可少,但芯片尤当重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当巍然耸立。”这就要求“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这是文艺的使命,也是文艺的荣耀,更是文艺的职能所秉与价值所在。对此,我们除了应赋有一种神圣感之外,更应秉有一份责任心,尤其要认识到这种神圣感只有通过责任心的见证与践行,才会具有价值和意义。否则,神圣感就极有可能会变为水中月与镜中花,难以产生实践效应和实际效果。因为中国精神不可能垂手而得。它是从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时代大潮中孕育、孳衍、熔铸、升华出来的,它同时也深埋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作家艺术家们要发现它、撷获它,并给它插上灵智的翅膀、注入艺术的汁液,使它成为具有美感和魅力的精神产品,那就必须置身时代前沿,深入生活底层,真真正正、结结实实地做改革的弄潮儿和人民的代言人。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高扬中国精神的文学佳构与艺术精品,也才能真正以自己的作品为人民输氧,为时代增辉,为社会效力,为中国加分,从而多彩多姿地驱动“中国梦”的早日实现与中国精神的发扬光大。

  文艺既秉有这样的责任,也具有这样的能力。之所以如此,就因为文艺通过自身的濡化作用,既可净人心、励人志,又能怡人意、愉人情,从而使人在精神层次上不断地得以丰赡与提升,在道德品位上持续地实现趋正与趋高,在创新能力上有效地达臻炽化与优化。这样的作用和功能,对于人和人类社会来说,既是独一无二的,又是不可替代的。正是这种特禀的审美与教化作用,不仅使文艺成为人的精神乳汁,而且也成为社会的驱动力量与文明酵素。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而今,当我们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目标奋发进取时,自然就更应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的重要作用。

  二

  文艺要发挥作用,其自身就必须具有感染力和正能量。而要文艺发挥作用,就必须要求其形式新,内容好,艺术精良,思想高尚,具有饱满的激情和充沛的魅力,能够精准而艺术地反映和描绘时代的伟大变革与社会的迅猛进步,特别是要不拘一格地表现出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所凸显的中国道路与中国精神,切实以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吸引读者、感动读者,为人民群众开拓广阔的审美视野,提供丰饶的艺术盛宴,使之从文艺作品中不但能感悟到中国精神的坚定步履与强大力量,而且更能激发和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引导和促进人人都能信心满满、激情飞扬地为中国精神的崛起而投入自己的智慧与力量。

  康德说过,“我们的作用不是制作书本,而是制作人格;我们要赢得的不是战役与疆土,而是我们行为间的秩序与安宁。真正的大师杰作是一种合宜的生活方式。”而恩格斯则指出:“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大人物”就是诗人但丁。为什么一个诗人能够成为时代发生巨大变革的标志性人物呢?就因为他的作品不是一般化地摹写生活和平庸地描绘人,而是通过对现实生活和人的深度刻画以求直达底蕴,深刻地挖掘出了潜藏于其中的社会禀赋与时代精神。

  任何优秀作品都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自然融会与完美结合,而实现这种结合的美学质点和思想亮点,则永远都在于对其所涵蕴的时代精神的表诸与激扬。唯其如此,文艺才会具有社会功能和思想价值,也才会成为艺术范式与审美对象。否则,不论情节多么离奇、形象多么怪异、语言多么华丽,到头来也只能是一束纸花、一把秕谷,除了博人一哂之外,决不会产生引领思想、淳化风气、鼓舞斗志、提升道德的积极作用。文艺绝不是逗乐、消遣、赚钱的工具。文艺的价值和作用,永远都在于它能够通过怡情审美而以思想的锋旌、文明的犁铧和精神的火炬为人们指引航向。不这样,作家艺术家就会像契诃夫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一名杂耍艺人而已。

  现在的问题是,有一些作者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充当“杂耍艺人”的角色。功利欲膨胀,浮躁风盛行,搞投机取巧,玩花拳绣腿,致其作品数量大而质量低,内容俗而情节俚,形象差而意境浑,思想蒙而形式溺。有的甚至是远离生活,远离人民,以“洋”为尊,唯“洋”是从,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任何文艺创作都是精神产品,都是对艺术和美的表达,而精神和美的根源则永远都在生活和人民之中。文艺家一旦远离时代大潮和生活热流,那就只能玩“空手道”,搞感官刺激,以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的“劣币”冒充“作品”,猎取名利。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无非是“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贻害社会的文明风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务使社会主义文艺在人民大众的基点上扎下深根,在生活大潮的洗礼中开出鲜花。

  精神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却是一个无比强大的现实存在,并真切地反映着时代的本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所以,举凡优秀的作品,就都无不以其强大的精神力量而感动人心和驱动社会;举凡杰出的作家艺术家,则都无不以着力表现恢宏的时代精神为己任,并对这个目标予以不懈追求。普希金之所以被誉为“俄罗斯的太阳”,雨果之所以被称作“法兰西的良心”,鲁迅之所以被公认为是中华民族的“民族魂”,并不是以他们作品的数量为依据,而是因为他们在作品中真真灼灼地写出了他的国家和他的民族的精神与灵魂。

  今天的中国,改革发展,一往无前,比任何时候都拥有精神酵素,都闪耀思想光彩,这就为作家、艺术家们架构精品、抟铸史诗创造了极为优越的条件,提供了无比丰富的资源。只要我们方向正、作风实、苦淬炼、勤耕耘,就一定能够在创作上写出大作品,获得大丰收,取得大成绩,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期待的那样,“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形成‘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杠’之势。”

  果能此道,文艺便会极大地助力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使人民大众所热烈期冀的“中国梦”早日成为结结实实的赫然现实。(作者为山西社科院首席研究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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