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在场形而上学”的批判

　　我们的文明和我们的观念都对“在场（présence）”这一概念着了魔，“挥之不去”（“hanter”，这是德里达哲学的一个重要词汇）。“在场”总是被有意或无意地看重，而不在场却被贬低。这就是一种对天主教徒所谓的“真正的在场（présenceréelle）”的崇拜：基督在弥撒时提供的圣体饼中“真正地在场”。因此在吃圣体饼的时候，就能直接与神性建立联系，并将其吸收入自己体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对“真正的”，“实时的”邂逅十分偏爱，而对一切“虚拟的”，“延迟的”事物颇为怀疑[见德里达在他的《电视的超声波检查》（?chographies de la télévision）一书中对电视所作的精彩分析，尤其是对“实时”与“延迟”之间的对立的分析]。而我们对戏剧这一高贵艺术的偏爱也来源于此，因为我们在剧场中所看到的是“真正地在场”的演员们。而我们在电影院中所见的不过是一些影像，虚幻之物（或“幽灵”，这个词也是德里达哲学的一个重要词汇）。此外，还要加上欧洲国家对“声音”几乎宗教式的崇拜（我不知道在中国是否存在同样现象，请你们告诉我）：歌剧和声乐长久以来一直是主要的艺术形式，而歌手在我们这个时代更是成为了全球“偶像”。然而，声音是真实地在场，是一种实时的直接接触。我们对“真正地在场”的偏爱在哲学中（尤其是在哲学中），和数学中也同样存在：无论以什么方式的理解都始终是“看见”，与一种观点或一个真理建立“联系”，就像我们在街上遇到的人是实在、实时、真实地在场的。这就是哲学家所谓的“直觉”（“intuition”，在拉丁语中是“intueri”）。这是整个哲学史最古老和最负盛名的论题，因为这就是可称得上是哲学的奠基神话的柏拉图的“洞穴”之喻所谈的内容。然而，这个涵义深厚的故事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囚徒逐渐直接“看见”太阳——即真理——的场景，并且从这个既快乐又痛苦的视野开始，才能够生出真理之言。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阐释的洞穴神话，或者说洞穴之喻，将哲学的形象塑造为一种直觉的实践，或者说“真实在场”的实践。

　　对德里达来说，柏拉图的最终直接“看见”真理的囚徒形象或多或少隐现在整个形而上学之中。这就是德里达经常使用“在场的形而上学”这一说法的原因。因此，德里达的整套哲学思想，至少在他的第一阶段，即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我看来，这是他在哲学领域革新最多的时期）主要在于他对“在场的形而上学”彻头彻尾的批评上。批评并非出于意气用事，而是逻辑严谨，论证翔实的。德里达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展示了“在场的形而上学”是建立在对语言的错误观念之上的，并且尤其阐释了书写与话语之间的关系。

　　我刚刚提到，在我们的文明中，对在场的崇拜和对声音的崇拜之间是存在实质联系的：当我们在街上或在电话里听到别人的声音时，这就表示对方在场。当然，你们会说还有录音这种情况，而且所谓“电话”，就是指远距离的声音（“téléphone”一词中的前缀télé-来自希腊语têle，意思是“远距离”，“电话”即“远程通话”——译注）……但是，笼统地说，我认为每个人都会同意任何声音，哪怕是录音，都给人一种无可争辩的“在场”感受。我们因此觉得书写（我们将书写视为一种记录）总是“后来”才出现，并且与话语相比，总是处于“次要地位”。然而，德里达在他的第一个创造性概念中就颠覆了上述观点：原书写（archi-écriture）。